夏刺史一往无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老子连全家十五口人的棺材都抬来了”，是他在推行税法时说过的话，略有夸张，却很明白地表达着他已经做好了以身殉法的心理准备。

皇帝陛下和秦王是在割自己的肉，很痛，但吃透了封建时代土地兼并规律和财富集中规律的他们必须下狠手割自己的肉，否则一百年后两百年后，无立锥之地的贫民、食不果腹的贫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民，一定会给皇家很好地上一课。

而李咎、城阳，可能还有大杨和老郑家，他们所代表的开明士绅阶层，更无所谓钱财和权势，只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站在国家和抚民两层角度上，他们是非常支持夏刺史的新税法的。

而更广大的士绅、贵族，却未必这样认为——自古以来岂有泥腿子交税比上等人交税少的？他们的特权、脸面，不要啦？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未来一段时间谁能贯彻自己的意志谁将获得最终的胜利，而老夏的结局就在这些人的博弈里被决定。

李咎心里有一点点隐忧，这一点隐忧和岭北道暂且蛰伏的人的期盼，正好一致。

便是与夏刺史的结局息息相关的“人亡政息”。

对政事有相当敏感性的城阳多少看出来丈夫的这种隐忧，她自己何尝不是忧心忡忡？但是一个家庭就是这样，承担着“母亲”这个角色的人总能有办法把家里的各个人都安抚住。

她的存在多少让李咎对这个时代更有信心。

城阳是一个能在李咎和天子之间周旋的人，天子的无条件宠爱和丈夫的无条件信任，消除了多少可能因为信息沟通不顺畅而导致的误解。

即便是现代社会，两国元首能直接通话，依然无法避免在信息传递中出现误判，何况是古代。

城阳的桥梁作用非常重要，至少在此时此刻，她能保证李咎和大雍的权力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皇帝陛下心生动摇时坚定他继续执行下去的信念。

李咎陆续找毛举人以及其他岭北道人士多方面打听着夏刺史推行政令的细节，总结就是万分艰难但九死不悔。

他和夏刺史未曾见过面，却是神交已久。李咎早知道此人极为擅长经营一方，盘经济、搞农业都是一把好手，学富五车却又极端务实，他经营着岭北道三大海港无比繁荣，打的关税和国营官营海贸牌都很漂亮。

这位夏刺史因出身贫寒又位极人臣，见识过最惨烈的底层盘剥，也熟知最高至天家子弟的利益所在。在新一代重臣（即今上给下一任皇帝留下的肱骨）中，很难挑出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对地方、百姓、庶务和朝廷、勋贵、政令都极有心得。

就算是同样辗转地方、历经南北的梁瑞，在民间庶务上也不如夏刺史来得透彻。梁瑞出身也是西域的大户人家，家中有三处马场给大雍的戍边卫队和三大营输出战马，他并没有夏刺史那么深刻的底层生活经历。他能从崔书生的应对里挑出他的问题，可不代表他能孤军奋战联合农民把中间一层的士绅彻底打服。

这些年相当明哲保身的李咎不免动了心思想协助夏刺史。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江南钱袋子里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淮南道也绑上新税法的战车。

新税法在富庶的地方更容易推动，因为被征以高额土地税的人有其他途径挣钱，失去兼并土地的收入来源后，他们有退路。

发达的商贸客观上起到了围三缺一的作用。若是在商业落后，完全依赖农业支撑经济体系的地方，推行新税法可能就会引起鱼死网破级别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