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廖立、李严的处置与后续反应中，我们看到了古代政治惩戒的最高境界。廖立自视甚高却怨谤不止，李严犯错遭贬仍寄望复用，两人在诸葛亮离世后的不同表现——垂泣与致死，远超普通的“无怨言”。这正如习凿齿所论，水因至平成为准则，镜因至明让丑者忘怒，诸葛亮的“无私”正是让受罚者心服的关键。他的刑罚施加于自犯之罪，爵赏不出于私心，这种“法行于不可不用，诛之而不怒”的为政之道，不仅维护了蜀汉的政治秩序，更赢得了对手的敬畏，这正是古代政治智慧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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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地为诸葛亮立庙的波折，生动诠释了“民心大于政令”的永恒真理。百姓自发在道陌私祭，最终迫使朝廷在沔阳立庙，这一过程展现了诸葛亮在蜀地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这种超越官方认证的民间信仰，源于他生前“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的施政实践，也成为蜀汉政权在失去核心领导人后维系人心的精神纽带。

诸葛亮去世后的权力交接，考验着蜀汉政权的稳定性。蒋琬在“远近危悚”之际，以“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的沉稳表现逐渐赢得众望，这不仅是个人素养的展现，更是诸葛亮识人用人眼光的印证。蒋琬的从容稳定了蜀汉政局，也延续了诸葛亮治国方略的连续性，为动荡中的蜀汉注入了强心剂。

吴蜀关系的微妙调整则揭示了盟友关系的现实逻辑。吴国增兵巴丘、蜀汉加强永安防守，看似互不信任的举动，实则是乱世中“事势宜然”的生存智慧。宗预出使吴国时的坦诚应对，既维护了蜀汉尊严，又未破坏同盟关系，展现了外交场上的分寸拿捏，也延续了诸葛亮时期吴蜀联盟的基本框架。

吴国的内部事务同样看点十足。诸葛恪力主平定丹杨山民的决策，展现了新生代将领的雄心与冒险精神。众人对丹杨地势险恶、民风彪悍的担忧，以及诸葛瑾“赤吾族也”的预警，与诸葛恪“三年可得甲士四万”的豪言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激进策略与稳健担忧的冲突，预示着吴国政治风格的转变，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而潘濬讨平武陵蛮的功绩，则从侧面展示了吴国巩固内部统治的努力，与诸葛恪的冒险计划形成一稳一进的治理路径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洛阳地震这一自然现象被载入史册，在古代天人感应的思想框架下，这类灾异往往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纵观这段历史，诸葛亮虽已离世，但其政治遗产仍深刻影响着三国格局。他以无私公正构建的政治秩序、以民为本积累的民心基础、以稳健务实维系的外交关系，都在后续事件中得到验证。而蜀吴两国在新形势下的政策调整，既体现了对现实利益的考量，也反映了不同政治传统的延续与变革。这段史料不仅记录了权力更迭的过程，更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政治真理：唯有“无私”“公正”“利民”的治理，才能在动荡时代赢得真正的人心与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