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江的杨柳河总在春天涨起绿潮，两岸的油菜花漫成金色的海。风过时，花浪推着浪，裹着泥土的腥气和花蜜的甜香，扑在人的脸上。一百多年前，有个穿长衫的少年常坐在河岸边的青石上，脚边放着父亲给的旧月琴，听船工号子混着水车咿呀，手指在膝头轻轻打着节拍。河水倒映着他清瘦的身影，也倒映着远处黛色的山影，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日后自己会带着这川音的根，在柏林的冬夜里写出《东方民族之音乐》，让黄河的涛声与莱茵河的旋律在乐谱上相遇。这个少年，就是王光祈——中国近代音乐学的拓荒者，那个从温江田埂走向世界乐坛的"乐魂"。

一、田埂上的弦歌

1892年的温江，还是川西平原上一个被稻田和竹林包裹的小镇。穿镇而过的杨柳河像条碧绿的绸带，把两岸的村庄串在一起。王光祈家的老宅在镇子东头，院里有棵老枇杷树，树龄比镇上最老的寿星还长，初夏时金黄的果子垂到窗棂边，风一吹就簌簌地落。

那时的王光祈刚到记事的年纪，总爱趴在窗台上，看父亲王仲明在枇杷树下拉二胡。父亲是镇上的私塾先生，一手柳体写得苍劲有力，琴艺却算不上精湛，拉《梅花三弄》时总在同一个音符上卡顿。可王光祈听得入迷，看父亲的手指在弦上滑动，听那断断续续的旋律绕着枇杷叶转，心里便悄悄埋下了音乐的种子。有次父亲拉到兴头上，他突然指着琴弦问："爹，这两根线咋能唱出不一样的调？"王仲明愣了愣，放下弓子笑："因为它们心里装着不同的话。"

那时的温江，田间地头从不缺旋律。清明前后，插秧的农人踩着露水下田，"栽秧要栽正交行，夫妻要结好商量"的调子便顺着田埂飘；入秋打谷，木枷撞击稻穗的"砰砰"声里，混着"谷子黄，家家忙，打完谷子好纳粮"的吆喝；就连货郎摇着拨浪鼓走过青石板路，那"咚咚锵、咚咚锵"的节奏，都能让王光祈追着跑半条街，直到货郎消失在巷口的拐角。

他把这些声音记在心里，像收集清晨的露珠似的，攒成了自己最早的"乐谱"。有时在私塾里背《论语》，背着背着就走神，手指在课本上敲出栽秧歌的节奏；夜晚躺在竹床上，听窗外的虫鸣，竟能分出哪只蟋蟀唱的是高音，哪只唱的是低音。母亲李氏看他总对着空气比划，怕他魔怔了，便用碎布给他缝了个小布偶，可他却把布偶的胳膊当成琴弦，照样在上面弹拨。

十二岁那年，王光祈得了场大病，高烧不退，镇上的郎中开了几副药都不见好。王仲明急得团团转，突然想起儿子总念叨想听邻村老艺人弹三弦，便连夜提着两斤腊肉去请。老艺人被感动了，坐在王光祈的床头弹了段《三国》，弦音时而如战马奔腾，时而如情人低语。没想到第二天，王光祈的烧竟退了，他拉着老艺人的衣角说："爷爷，这弦子能治病呢。"老艺人哈哈大笑："不是弦子能治病，是好听的声音能让人心里亮堂。"

十五岁那年，王光祈要去成都求学。临走前一晚，母亲在油灯下给他缝蓝布书包，针脚密密的，像怕漏下什么叮嘱。父亲把那把旧月琴塞进他手里，琴身被摩挲得发亮，琴箱里还藏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心有丘壑，声达四海"。王光祈背着书包，抱着月琴，跟着赶车的把式走在黎明的田埂上，露水打湿了裤脚，他却觉得浑身是劲。

成都的学堂在锦江岸边，红墙黛瓦映在水里，像幅流动的画。在这里，王光祈第一次听到了西洋音乐——一位法国传教士在礼拜堂弹钢琴，琴键敲击出的声音像水晶珠子落在玉盘里，清脆得能穿透人的耳膜。那旋律与他熟悉的二胡、唢呐截然不同，却又奇异地呼应着，像杨柳河与锦江的水，虽然模样不同，却都带着水的魂。他在日记里写："乐声无界，如江河汇海。"

课余时，他总往青羊宫的茶园跑。茶园里永远热闹，说书人弹着三弦讲《说岳全传》，川剧班社的旦角在后台吊嗓子，还有个拉胡琴的张老汉，总在角落里自弹自唱。王光祈蹲在张老汉旁边听，手里的铅笔在纸上画着歪歪扭扭的音符，把川剧高腔的婉转、金钱板的铿锵，都变成了纸上跳动的符号。张老汉看他画得认真，笑他："娃娃，这玩意儿是靠嗓子唱的，不是靠笔写的。"他却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张爷爷，我想让全天下都听到我们四川的调子。"

有回茶园来了个唱"清音"的姑娘，唱的是《小放风筝》，嗓子甜得像浸了蜜。王光祈听得入迷，竟忘了上课的时间。等他回过神来，太阳都快落山了，他一路跑回学堂，嘴里还哼着那调子，被先生罚站在院子里。可他站在月光下，心里却甜滋滋的，觉得那罚站也值了。

二、从笔杆子到五线谱

1914年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像春风似的吹遍了大街小巷。王光祈成了《京华日报》的编辑，住在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胡同里有棵老槐树，夏天时浓荫蔽日，他的房间就在槐树下，窗户对着一片青瓦屋顶。

小主，

白天，他坐在八仙桌前写时评，笔尖蘸着墨，也蘸着怒火，抨击军阀混战，呼吁救救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被他写得力透纸背。晚上，等同事都走了，他便从抽屉里翻出德文版的乐理书，就着昏黄的油灯啃。那些小蝌蚪似的音符像活的一样，在他眼前跳来跳去，他一边查字典，一边把西方音乐理论翻译成中文，稿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胡同里的邻居常听见他屋里传出奇怪的声音——有时是川剧《秋江》里的帮腔，"啊——打渔的哥哥你慢些走"，拖着长长的尾音；有时又是叮叮咚咚的钢琴练习曲，指法生涩却执着。有个卖豆腐脑的老汉路过，总笑着对人说："王编辑屋里在开'中西音乐会'呢。"

那时的中国，音乐教育还在蒙昧中。守旧的文人把西洋音乐当"蛮夷之音"，说那是"亡国之乐"；而一些留洋回来的新派人物，又把传统戏曲贬为"下里巴人"，说"要学贝多芬，就得丢开胡琴"。王光祈在《京华日报》上写文章反驳："音乐如语言，无高低之分，只看是否能动人。四川的《薅秧歌》能让农人忘了疲惫，德国的《欢乐颂》能让工人挺直腰杆，它们都是好音乐。"

他开始系统研究中国音乐史，从《诗经》里的"风、雅、颂"，到唐诗里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试图找到民族音乐的根。有次在琉璃厂的旧书摊，他淘到一本清代乾隆年间的《律吕正义》，里面记载着古代的乐律理论，他如获至宝，抱着书在摊前就翻了起来，直到摊主催他付钱，才发现自己忘了时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光祈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混乱中，他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镜片碎了一片，可他依旧扯着嗓子喊。那天晚上，他在灯下写时评，手指因为激动而颤抖，写着写着突然停笔——他意识到，光靠笔杆子唤醒民众还不够，音乐或许能成为更有力的武器，"它能钻进人的心里，让麻木的人清醒，让怯懦的人勇敢"。

1920年深秋，王光祈登上了开往德国的邮轮。站在甲板上，看祖国的海岸线渐渐消失在雾中，他把那把旧月琴紧紧抱在怀里。海风掀起他的衣角，也掀起他心里的波澜，他在日记里写："此去西洋，非为享乐，是为寻一条让中国音乐站起来的路。"

在柏林的日子，清苦却充实。他在柏林大学旁听音乐课程，德语不好，就把老师说的每句话都记下来，晚上回阁楼查字典，常常忙到天亮。阁楼在老城区的顶楼，冬天没有暖气，冻得人手指发僵，他便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照样在灯下写乐谱。饿了就啃干面包，渴了就喝自来水，可只要一拿起小提琴，拉一段《茉莉花》，所有的苦都忘了。

柏林的图书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那里有完整的世界音乐图谱。他第一次知道，中国的五声音阶与古希腊的调式竟有相通之处，四川的"打溜子"节奏与非洲鼓点有着奇妙的共鸣。有次看到一本介绍印度音乐的书，发现里面的"拉格"与川剧的"高腔"在情感表达上惊人地相似，他激动得拍了下桌子，引来管理员的白眼。

他像个贪婪的孩子，啃下德文版的《音乐史》，又把《礼记·乐记》翻译成德文，在东西方音乐的河流里架起桥梁。有回德国同学问他："你们中国有交响乐吗？"他挺直腰板说："我们的《十面埋伏》，比任何交响乐都惊心动魄。"说着就拿起小提琴，把琵琶曲《十面埋伏》改编成小提琴独奏，弓法激烈，仿佛真有千军万马在厮杀，听得德国同学目瞪口呆。

冬天的柏林很冷，阁楼里的水管都冻裂过。王光祈冻得手发僵时，就唱一段温江的"薅秧歌"："太阳出来暖洋洋，薅起秧苗心花放。"歌声撞在墙上，仿佛能穿透时空，回到杨柳河边的少年时光，回到那个听父亲拉二胡的午后。他在给国内朋友的信里写："越在异乡，越懂川音的好。那不是土调，是刻在骨子里的山河气，是祖祖辈辈没说出口的心里话。"

三、乐谱上的家国

1927年的柏林，秋意正浓。王光祈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在当地出版，墨绿色的封面上，印着他亲手设计的图案——一把琵琶与一把小提琴交叠在一起，背景是长城与莱茵河的剪影。书里，他把中国音乐分为"黄河流域乐系长江流域乐系珠江流域乐系"，每个乐系都配上了详实的乐谱，从陕北的信天游到江南的丝竹，从广东的粤剧到四川的川剧曲牌，密密麻麻的音符间，藏着他对民族音乐的深情。

他在序言里写："音乐是民族的指纹，我要把这指纹印在世界的乐谱上。"这话像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欧洲音乐界激起了涟漪。有德国音乐家写信给他："读了你的书，才知道中国音乐不是简单的'宫商角徵羽'，里面藏着那么深的文化。"还有法国学者专门跑到柏林拜访他，想了解四川"打溜子"的节奏规律，王光祈用小提琴拉着节奏，嘴里哼着温江的号子，连说带比划，直到对方弄懂为止。

小主，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中。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柏林，王光祈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三天三夜没出门。等他出来时，眼睛布满血丝，手里多了份乐谱——那是他根据《义勇军进行曲》的雏形改编的弦乐四重奏，旋律激昂，像冲锋的号角。他在乐谱的扉页上写："愿此曲能化作子弹，射向侵略者的心脏。"

他在柏林组织了"中德文化交流社"，社员里有中国留学生，也有德国的音乐家和学者。每个周末，他们就在租来的小礼堂里活动，有时他讲中国音乐史，有时德国朋友演奏巴赫，有时大家一起改编中国民歌。有次他们把贝多芬的《欢乐颂》改编成适合二胡、琵琶、小提琴合奏的版本，中西乐器交织在一起，竟有种奇异的和谐。

有人问他："你一个研究音乐的，管这些国家大事做什么？"他指着窗外的莱茵河："你听，河水都在为自由歌唱。音乐从来都与家国相连，亡国奴是唱不出欢乐的歌的。"说着，他拿起小提琴，拉了段《松花江上》，琴声悲怆，听得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

1932年，王光祈转到波恩大学，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讲授中国音乐的教授。他的课堂总是坐满学生，既有金发碧眼的德国青年，也有漂泊海外的中国学子。他讲课不用课本，而是带着各种乐器，讲到《诗经》里的"鼓瑟吹笙"，就拿出瑟来弹一段；讲到唐代的琵琶，就请来会弹琵琶的华人姑娘演示。

有次讲川剧高腔，他先放了段录音，然后问学生："你们听出这段旋律里藏着什么？"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像山谷里的回声"、"像风吹过竹林"，他笑着点头："你们说的都对，但它最像四川人的性格——直爽里带着婉转，硬朗中藏着温柔。"说着，他用小提琴拉了段高腔的旋律，又用德语解释其中的韵味，听得学生们如痴如醉。

他常对学生说："中国的音乐，就像长江黄河，既能温柔地绕着田埂流，也能奔腾着穿过峡谷。你们要了解它，就得先了解这片土地上的人，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个德国学生听了他的课，竟跑到中国来，在四川住了十年，专门收集川剧的乐谱，后来成了欧洲有名的汉学家。

晚年的王光祈身体不好，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让他患上了肺结核。可他依旧坚持上课、写作，有时咳得直不起腰，就趴在桌上歇会儿，缓过来继续写。他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国音乐史》，把中国音乐的故事完整地讲给世界听。

1936年1月，王光祈在波恩病逝。临终前，他躺在病床上，手里攥着一张温江地图，地图上杨柳河的位置被红笔圈了又圈。他对守在身边的学生说："把我的骨灰带回故乡，撒在杨柳河里......告诉乡亲们，我把四川的调子，唱给世界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