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远在北方的姜念，正躲在一个破败的土地庙里啃窝头。她听不懂什么叫“不平等条约”，只知道路过县城时，看到洋人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横行，穿官服的人见了他们，腰弯得比庙里的土地公还低。怀里的子木盒突然震动了一下，盒面上的银线亮起微光，映着她眼里一闪而过的困惑——母亲说过“咱中国的地，要咱中国人自己守”，可那些穿官服的人，为什么要把地给外人？

清政府的妥协像一块扔进水里的石头，在历史的河面上激起层层涟漪。那些签在纸上的条款，慢慢长成了扎进土地里的刺：传教士借着条约圈占良田，洋货顺着新开的商埠涌进来，挤垮了手工作坊；而赔偿的白银，最终变成了农户肩上更重的赋税，压得他们在田埂上直不起腰。

姜山在长江边的码头听到船工唱的民谣：“条约签，银子完，洋人笑，百姓叹。”他望着浑浊的江水，想起圆明园里那些被抢走的古籍，想起姜家满院的鲜血，忽然握紧了怀里的龟甲。甲片上的“连山”纹路，此刻像连绵的群山，在他掌心起伏——山不会因为条约而消失，就像文明的根，不会因为妥协而断绝。

而七岁的姜念，已经走出了直隶地界。她在一家客栈的墙角，看到张贴的《北京条约》告示，上面的字她认不全，只认得“洋”“银”“地”几个字。风刮过告示纸，发出哗啦的声响，她下意识地把怀里的子木盒抱得更紧。盒子里的地脉图，正随着她的脚步，一点点贴近这片饱经创伤的土地，像一颗埋进土里的种子，等着有一天，能跟着懂它的人，重新扎根、生长。

北风卷着雪粒子，拍在瑷珲城的城墙上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正把玩着一枚刚从中国官员那里“讨”来的羊脂玉。这玉温润通透，可他眼里的光，比玉更冷——那是盯着猎物的狼，在确认对方已无力反抗时的贪婪。

没人比俄国人更懂得“趁火打劫”的学问。早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伊格纳季耶夫就打着“调停”的旗号，穿梭于联军营地与恭亲王的谈判桌之间。他一边向英法泄露清军布防，一边对奕欣谎称“可劝联军退兵”，条件只有一个：承认此前俄国与清政府“议定”的边界线。

此刻，他坐在瑷珲副都统的衙署里，面前摊着一张墨迹未干的《中俄北京条约》。条约上的每一条红线，都像用中国人的血画就——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四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从此不再属于中国。他想起三年前，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是如何带着哥萨克骑兵，用炮艇逼着黑龙江将军奕山签下《瑷珲条约》的。那时奕山颤抖的笔尖，和现在恭亲王在条约上盖章时的无力，如出一辙。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话，在1860年的寒冬里，有着最刺骨的注解。当英法联军用蒸汽机船运来火炮时，清军的水师还在靠风帆和桨橹；当俄国人拿着精密的测绘仪器勘定边界时，守边的士兵连像样的地图都没有。圆明园的火光不仅烧碎了皇家的体面，更照出了一个古老帝国的致命短板：沉溺于天朝上国的幻梦，对世界的剧变闭目塞听，最终只能沦为砧板上的肉。

伊格纳季耶夫站起身，走到衙署外。雪地里，几个俄国士兵正把一块刻着“中俄边界”的界碑立在江边，碑石沉重，压得冻土发出呻吟。江对岸，几个中国渔民缩着脖子收拾渔网，他们看着界碑，眼里没有愤怒，只有麻木——连年的战乱和苛税，早已磨掉了他们抗争的力气。

这麻木，比愤怒更让人心寒。就像此刻的清政府，明明知道俄国在趁火打劫，却连一句硬气的话都不敢说。热河的咸丰帝还在病榻上哀叹祖宗基业，朝堂上的大臣们还在争论“俄人是否真心调停”，可土地已经换了主人，江河改了名字，那些世代生活在乌苏里江畔的百姓，一夜之间就成了“异国之人”。

姜山在南下的路上，曾遇到一个从东北逃难来的猎户。猎户说，俄国人的马队闯进村子时，男人们举着锄头反抗，却被火枪扫倒在雪地里；女人们抱着孩子往山里跑，冻毙在林子里的，比被枪杀的还多。“他们说那是他们的地了，”猎户咳着血，指节攥得发白，“可那地，埋着咱爷爷的骨头啊！”

姜山听着，怀里的龟甲烫得惊人。七片甲片的纹路扭曲着，像被撕裂的土地。他忽然读懂了“否极泰来”的另一层意思：闭塞到了极致，未必是转机，也可能是彻底的崩塌。落后不是原罪，可落后却不思变，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豺狼闯进家门，把祖宗留下的基业一块块啃食干净。

而远在河南地界的姜念，正蹲在路边看一个货郎摆弄西洋镜。镜子里映着俄国人在东北开矿的景象，她看不懂，只觉得那些黑黢黢的机器很吓人。怀里的子木盒突然震动，盒面上的银线沿着地脉图的纹路亮起，像一条被切断的血管在隐隐作痛。她不知道那是国土被割占的感应，只觉得心口发闷，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永远留在了北方的风雪里。

俄国公使带着条约回国那天，瑷珲城的雪下得更大了。江面上的冰层裂开一道缝，像大地被撕开的伤口，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残酷的真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没有谁会因为你落后就手下留情。尊严要靠实力挣来，土地要靠骨头守住，而这一切，都得从承认自己落后的那一刻起，重新学起。只是那时的清政府，还没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依旧在妥协的泥潭里，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