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征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平稳，穿过寂静的空气，传入每个人的耳朵：

“审判长，我放弃律师为我做的无罪或罪轻辩护。”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旁听席响起一片压抑的哗然。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愕然地转过头，看向他。

柳征仿佛没有看到这些反应，继续用那种平铺直叙的语调说道：

“我做的事，杀的人，我都认。过程，细节，动机，你们已经都知道了。该怎么判，法律有规定。”

他顿了顿，目光似乎微微凝聚了一些，但依旧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但是，”他话锋一转，声音依旧平稳，却带上了一种冰冷的、金属般的质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法庭，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问问这个社会。”

他抬起头，第一次，将目光缓缓扫过旁听席上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最后，定格在审判席的方向。

“我父亲柳建国，当年到底有没有挪用那三十万公款？那四千万的采购款，到底去了哪里？‘锐进计划’裁掉的三百个工人，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后来怎么样了？我母亲李秀兰，是真的病死的，还是被人用了什么方法，让她‘看起来’是病死的？”

“这些问题，”他的语气没有加重，但每个字都像冰锥一样刺入空气，“当年，有没有人认真查过？有没有媒体敢追问到底？有没有‘正义’，曾试图为他们主持公道？”

“逼死我父亲的人，逼疯（死）我母亲的人，让几百个家庭破碎的人……”柳征的目光最终落在了空无一物的前方，仿佛在凝视着某个无形的存在，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近乎虚无的颤动，但迅速又恢复了平静，“……他们的罪，这么多年，谁来认？”

“我用了错误的方式，触犯了法律，我接受惩罚。但他们的罪呢？是不是只要权力够大，关系够硬，掩盖得够好，时间够久，就可以当作从来没发生过？就可以在阳光下，继续享受财富、地位和人们的‘尊敬’？”

“法律判了我，我认。但我想知道，法律，或者别的什么，能不能也判一判他们？如果法律不能，或者不愿，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他极其轻微地扯动了一下嘴角，那或许可以被称为一个冰冷的、自嘲的弧度，“是不是就……永远都不会少？”

说完，他不再看任何人，重新低下头，恢复了之前那副置身事外的平静姿态。仿佛刚才那番话，只是完成了一个必要的程序性发言。

法庭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比之前任何一次沉默都要沉重，都要漫长。

辩护律师张了张嘴，最终颓然坐下。公诉人脸色铁青，但一时无言。审判长和审判员们交换着复杂的眼神。旁听席上，有人震惊，有人沉思，有人面露尴尬，有人眼含泪光，也有人不屑地撇了撇嘴。

柳征的“最后陈述”，没有为自己求情，甚至没有谈论自己。他用最平静的语气，抛出了一个最尖锐、也最沉重的问题。他把个人的罪与罚，强行与一个更庞大、更模糊、也更难解的系统性不公与沉默联系在了一起。

他放弃了“无罪”的法律辩护，却完成了一次对“无罪者”的沉默罪责的公开质询。

这场审判，似乎在这一刻，才真正触及了案件最冰冷、也最复杂的核心。法律可以审判柳征的杀人罪行，但柳征用他的行动和话语，将另一个更庞大的“审判”议题，沉重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也压在了这个法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天平之上。

无罪的辩护，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但关于正义、罪恶与代价的漫长诘问，却仿佛才刚刚开始，并且注定没有简单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