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的妻子说，他失踪前三个月开始失眠，每天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她以为是工作压力大，没在意。王磊的女儿说，她爸爸失踪前两个月突然戒了咖啡，说喝了心慌，但去医院检查又一切正常。”吕凯转过身，看着他们，“两个人，失踪前都有类似的症状——失眠、心慌、莫名的焦虑。跟张明远一样。”
“也是神经抑制剂的作用？”陈敏问。
“可能性很大。”吕凯走回桌前，打开自己带来的文件，“我调了周永康和王磊失踪前三个月的医疗记录。周永康看过三次神经内科，主诉是‘手抖、心悸’，但所有检查都正常，医生开了些维生素和安神药。王磊去过两次心理咨询，说‘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心理评估也没有异常。”
他把两份病历放在桌上：“两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医院，看不同的医生，症状却高度相似。这不像巧合。”
刘冰拿起病历翻看，眉头越皱越紧：“所以柳征在动手前，就已经开始给他们下药了？用低剂量，让他们出现轻微症状，但又不至于引起警惕，等累积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性触发，让他们彻底失去行动能力？”
“而且选择的都是他们最放松、警惕性最低的时候。”吕凯补充，“周永康是在自家车库，王磊是在酒店电梯，张明远是在办公室。都是他们每天必经、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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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想起张明远小腿上那个微小的疤痕，那个埋着缓释胶囊的疤痕。如果周永康和王磊体内也有同样的装置，那他们现在在哪里？也躺在某个水泥柱里吗？还是更隐蔽、更难以发现的地方？
“柳征承认了吗？”她问。
“只承认了张明远。”吕凯说，“对于周永康和王磊，他说不知道，让我们自己找证据。”
“操！”刘冰骂了一句，“这孙子！”
“但他给了个提示。”吕凯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他说，如果我们想找另外两个人，可以去看看宏远集团当年关闭的那条生产线，特别是……污水处理池。”
照片是航拍的，画面里是一片荒废的厂区，厂房破败，杂草丛生。中央有几个巨大的圆形水泥池，池壁斑驳，池底积着黑色的污水，水面上漂浮着垃圾和泡沫。
“污水处理池？”陈敏凑近照片，“他想说什么？把尸体扔进污水里？”
“不知道。”吕凯看着照片，“但他特意提到这个，一定有原因。我已经让技术科去现场勘查了，明天一早出结果。”
刘冰盯着照片上那些巨大的水泥池，突然打了个寒颤。他想起张明远蜷缩在水泥柱里的样子，安静，平和，像是睡着了。如果周永康和王磊也被塞进了某个水泥构筑物里，那这些污水池……
“吕队，”他声音有点干，“你觉得，柳征会不会把人也……浇筑进水泥池里？”
吕凯没说话。他看着照片，眼神很深，像在思考，又像在回忆什么。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十年前，那家化工厂关闭前，发生过一次泄漏事故。泄露的是含氰废水，流进了附近的河道，毒死了鱼，还有两个在河边玩的小孩。”
陈敏和刘冰都愣住了。
“事故调查结论是操作失误，值班工人负主要责任，赔钱了事。那个工人后来跳河自杀了，留下一个老婆和一个十岁的儿子。”吕凯顿了顿，“那个工人叫李国富。”
李国富。瘫痪在养老院，妻子因癌症去世，女儿辍学打工，最后死在出租屋里的李国富。
“柳征的父亲柳建国，当时是采购部副经理，负责采购处理泄漏事故的应急物资。但后来查出来，他采购的部分物资是假冒伪劣产品，根本不起作用。这也是他‘挪用公款’罪名的一部分——用正品的价格买了假货，差价进了自己的口袋。”吕凯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空气里，“但李国富在临死前写过一封遗书，说柳建国是被冤枉的，真正的责任人另有其人。遗书当时被压下来了，没人当回事。”
“那真正的责任人是谁？”刘冰问。
“遗书里没写名字，只说‘上面的人’。”吕凯说，“但李国富的女儿，李娟，在父亲死后一直在追查这件事。她坚信父亲是被灭口的，因为她父亲手里有证据，能证明泄漏事故不是操作失误，而是设备老化、维护不当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柳建国，只是被推出来顶罪的替罪羊。”
实验室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电脑风扇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警笛声，远远的，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所以，”陈敏慢慢地说，“柳征的复仇，可能不止是为他父亲，也是为了那些因为泄漏事故死去的人？为了李国富，为了那两个小孩？”
“或者，他根本就是和李娟联手了。”刘冰说，“李娟提供信息，柳征动手。一个知道内情，一个有技术有能力。”
吕凯没肯定也没否定。他拿起照片，看着上面那些巨大的、沉默的污水池。十年了，那些水泥池还立在那里，装着黑色的、有毒的废水，也装着无人知晓的秘密。
“明天早上，我们去现场。”他说。
离开实验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走廊里的灯很暗，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吕凯走在前面，刘冰和陈敏跟在后面，三个人都没说话，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像心跳。
走到楼梯口时，陈敏突然停了下来。
“吕队，”她说，“如果……如果我们真的在污水池里找到另外两具尸体，你打算怎么办？”
吕凯也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他站在楼梯的阴影里，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
“依法办理。”他说。
“可他们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陈敏的声音很轻，“柳征是凶手，也是受害者。李娟可能也是。我们抓了柳征，但真正该负责的人呢？那些‘上面的人’，他们在哪儿？”
吕凯转过身，看着陈敏。她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亮得吓人，里面有血丝，有疲惫，还有一种他熟悉的、属于理想主义者的痛苦。
“我们的工作是查清真相，找出凶手，把案子办成铁案。”他一字一句地说，“至于谁该负责，那是法庭的事，是社会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可如果社会不管呢？”陈敏问，“如果法庭也管不了呢？”
吕凯沉默了。他看着陈敏，看着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岁、却已经见过太多死亡和黑暗的女法医。他想说些什么，比如“要相信法律”“要相信正义”，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这些词在现实面前，到底有多少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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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只是说：“先找到尸体再说。”
他转身走下楼梯，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渐行渐远。刘冰拍了拍陈敏的肩膀，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也跟着下去了。陈敏站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楼梯口，很久很久。
她回到实验室，重新坐在显微镜前。屏幕上的骨细胞图像还在，那些病变的线粒体像一个个微小的黑洞，吞噬着光，也吞噬着生命。她想起柳征在审讯室里的样子，平静，淡漠，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她也想起李娟尸体旁那四个血字——“下一个是谁？”
下一个是谁？是总编？是那个污染工厂的老板？还是更多藏在阴影里的、戴着面具的“关联者”？
陈敏关掉显微镜的灯，实验室陷入黑暗。只有电脑屏幕还亮着，幽幽的光照在她脸上，映出眼底那片深不见底的疲惫。
她拿出手机，打开相册，里面有一张照片，是她和父亲的合影。父亲也是警察，在她十岁那年追捕逃犯时殉职。照片里的父亲穿着警服，笑得灿烂，把她扛在肩上，背景是公园的蓝天白云。
父亲常说，当警察不是为了抓坏人，是为了保护好人。可如果好人和坏人的界限模糊了呢？如果坏人曾经是好人，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呢？
她不知道答案。
窗外，夜色正浓。城市在沉睡，或者假装沉睡。而在那些看不见的角落，水泥在凝固，骨细胞在消亡，幽灵在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