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推动下，这些原则开始融入外交实践和制度建设：

总理衙门改革：提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地位和权限，使其成为专职外交机构，下设各“股”分管不同国家和地区事务，并设“翻译官学馆”培养外语外交人才。

使领馆网络的初步建立：继早年向荷兰、葡萄牙派遣临时使节后，正式向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美国华盛顿、日本东京 及俄国圣彼得堡 派驻公使，并设领事于主要商埠。

首批公使多选自通晓洋务、熟悉外情的官员或归国留学生。

条约体系的重新审视：着手审查、清理此前与各国签订的一系列旧约，对其中明显不平等的条款，在国力允许和时机合适时，寻求通过谈判修订或废除。

在新签条约中，尽力贯彻“对等”原则。

国际会议的有限参与：开始尝试参与一些多边国际会议，虽然话语权有限，但旨在熟悉国际规则，表达中国立场。

挑战与局限：

“平等外交”原则的推行，面临巨大内外阻力：

列强的傲慢与阻力：主要列强仍视大陈为半殖民地或潜在殖民地，不愿真正平等相待。

在具体谈判中，中方“对等”要求往往遭拒，实力差距使得许多原则难以落实。

国内保守势力的掣肘：朝中仍有强大势力视外交为“羁縻”、“抚夷”之术，对派遣常驻使节、平等交往等观念嗤之以鼻，攻击总理衙门官员“用夷变夏”。

国力与认知的差距：尽管国力增强，但与一流列强仍有明显差距，尤其在工业、科技、海军方面。

外交官的国际化素养、对国际法的精通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复杂谈判中常处下风。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平等外交”更多是一种目标和原则宣示，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

平等外交立，道阻且长。

尽管艰难，但“启明”朝廷在马戛尔尼事件后确立的“平等外交”原则，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

它开始抛弃虚幻的“天朝”迷梦，以更现实、更进取的姿态，试图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法则中，运用智慧、实力与规则，为国家争得一席相对平等、有尊严的地位。

这套原则的践行，将贯穿仁宗朝及之后的外交活动，成为“启明”帝国与世界互动的基本框架。

然而，外交的成败，终究系于国力的兴衰。

当帝国的开创者、太上皇陈远最终决定彻底放下权柄，将完整的江山交到仁宗手中时，这个正在艰难学习与列强周旋的帝国，也将进入一个内外挑战都更为严峻的全新时代。

一场标志着权力完全交接的盛大典礼——太子登基礼，已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