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倡导和《报律》约束下，知识界内部也开始出现对辩论伦理的反思。

一些开明士绅、报人、学者在报刊上撰文，呼吁建立健康的“舆论公例”或“辩论规则”。

他们强调“真理越辩越明，然辩论须以事实 为基，以逻辑 为绳，而非以声高、势众、词厉取胜”。

他们批评旧式文人相轻、党同伐异、好为诛心之论的恶习，主张“对反对者之主张，当倾力驳斥其理，而非诋毁其人”。

他们提倡“倾听异见”、“勇于承认己误”的胸襟，认为这是追求真理应有的态度。

一些新式学会、学堂在组织辩论会时，也尝试制定简单的议事规则，要求辩手提供证据、不得进行人身攻击、遵守发言时间等。

实践中的困境与博弈：

“争论需有理，禁人身攻击”的原则在推行中面临诸多挑战：

1. “理”的标准与话语权：何为“有理”？

数据、经典、西学、民意，何者更具说服力？这本身就涉及话语权的争夺。

保守派常以“圣贤之道”、“祖宗成法”为不可置疑之“理”；改革派则援引“中外大势”、“富国强兵”之需；激进派可能诉诸“天赋人权”、“历史规律”。

不同“理”之间的碰撞，往往演变为世界观的根本冲突，难以简单用“持论有故”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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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身攻击”的模糊界限：批评官员“庸碌无能”是否人身攻击？

揭露其贪污嫌疑但证据不完全确凿，是否构成诽谤？

在政治斗争和派系倾轧中，指控常与人身攻击交织，难以清晰剥离。

《报律》的执行者（地方官、巡警）常有自己的立场，执法易有偏差。

3. 民间舆论的惯性：市井小报、匿名传单、街头流言中，人身攻击、谣言诽谤依然盛行，难以根除。

许多读者也仍偏好尖锐、泼辣、带有人身攻击色彩的骂战文章，认为其“痛快”。

4. 官方自身的双重标准：朝廷在压制激进革命言论时，有时仍不免使用“逆党”、“乱民”等定性词汇，带有强烈的人身贬损色彩。

这削弱了其倡导“理性辩论”的公信力。

尽管困难重重，“争论需有理，禁人身攻击”的原则的提出与实践，仍标志着帝国公共话语伦理的一次重要演进。

它促使一部分报刊和知识人开始注重论证的严谨性与说理的逻辑性，推动了实证精神与理性思维在公共领域的萌芽。

尽管真正的“理性公共空间”远未形成，但一种不同于以往纯粹道德指责或政治诬陷的辩论文化，毕竟开始艰难地生长。

这种相对更注重事实与逻辑的讨论氛围，也为那些远离政治纷争、专注于探索自然与世界本质的纯粹学术 与科学技术 研究，提供了稍显宽松的环境。

当人们在报刊上为政策得失、文化取向争得面红耳赤时，另一群沉默的探索者，正在实验室、观测站、田野中，悄然推动着一场更为根本的认知革命——近代科学的各个学科，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其蹒跚却坚定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