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各国在科沃拉之战前，还有看戏的成份在。除了直面威胁的波兰、奥斯曼、荷兰、瑞典等国之外的欧罗巴各国还有看戏的态度在。

那么战后，欧洲各国对 “明国” 的态度从 “遥远的东方帝国” 骤变为 “需谨慎应对的强权”，外交棋盘上的棋子开始剧烈重组。

瑞典的惨败让其失去了对波罗的海东岸的控制力，丹麦、波兰立陶宛联邦迅速调整策略 —— 丹麦国王主动向莫斯科派遣使团（携带琥珀与北欧毛皮作为贡品），试图以 “结盟” 换取明国不进攻西兰岛的承诺。波兰则一边做出了放弃与瑞典的结盟，转而与明国秘密谈判，探讨东乌克兰的归属；一边则开始游说神圣罗马帝国各联邦、奥地利王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特别是罗马教廷。

而此时的法国、西班牙两国联军，在收到战报之后，果断的选择了停下了进攻里斯本的脚步，乖乖的把占领的葡萄牙国土全部归还了特奥多西奥三世。

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采取 “摸底 + 防备” 的双重策略：法国派出了亨利·马汉的亲外甥，携带望远镜、怀表等 “欧洲特产” 访问莫斯科，表面是 “文化交流”，实则刺探明军火器技术；英国议会则通过了《海军扩军法案》，将主力舰的火炮数量从 80 门增至 100 门，理由是 “防止明国舰队突然出现在英吉利海峡”。

不过，随着英吉利共和国首位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在9月3日病逝，英国王室复辟的力量重新开始抬头。

作为英王查理一世时期的重臣乔治·蒙克受流亡法国的查理二世委托，秘密出访莫斯科。

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们在雷根斯堡会议上，首次将 “明国西进” 与 “奥斯曼入侵” 并列为 “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威胁”。部分小国（如萨克森、巴伐利亚）甚至开始修建 “反明式堡垒”—— 在传统棱堡基础上增设深壕沟（防迫击炮）与倾斜胸墙（减少火箭炮杀伤），这种 “未雨绸缪” 的恐慌，成了科沃拉之战后欧洲的独特政治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