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听说平原的管辂精通算卦这些术数，就请他来见面。十二月丙戌日，管辂去见何晏，何晏就跟他讨论《易经》。当时邓飏也在，就问管辂：“你自己说精通《易经》，但你说话咋都不涉及《易经》里的辞义呢？”管辂说：“真正精通《易经》的人，是不会老把《易经》挂在嘴边的。”何晏笑着称赞说：“这话说得真是简洁明了！”然后又对管辂说：“你给我算一卦，看看我能不能当到三公？”又问：“我老梦见几十只青蝇飞到我鼻子上，赶都赶不走，这是咋回事？”管辂说：“以前元、凯辅佐舜，周公辅佐周，都是靠和气、仁爱、谦虚、恭敬，才享受很多福气，这可不是算卦能算出来的。现在您地位高、权势重，但感激您德行的人少，怕您威风的人多，这可不是小心求福的办法啊。而且，鼻子就像天中的山，‘高而不危险，才能长守富贵’。现在青蝇又臭又恶心，却飞到你鼻子上，地位高的人容易摔跟头，轻狂傲慢的人容易灭亡，您可得好好想想啊！希望您能多做好事，少做坏事，不合礼的事儿别干，这样就能当三公，青蝇也能赶走了。”邓飏说：“你这就是老生常谈。”管辂说：“老生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常谈能谈到别人谈不到的。”管辂回到家，就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他舅舅。舅舅怪他说话太直接，管辂说：“跟快死的人说话，有啥可怕的！”舅舅气坏了，觉得管辂疯了。

吴国交趾、九真的少数民族造反，把城邑都占了，交州这边乱成一团。吴王让衡阳督军都尉陆胤当交州刺史、安南校尉。陆胤到了交州，用恩情和信用感化他们，投降的有五万多家，交州又恢复太平了。

太傅司马懿暗地里和他儿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司马昭商量着要收拾曹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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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八年至九年（公元247至公元248年）是三国中后期的关键转折期。这一阶段，曹魏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蜀汉与东吴各自面临战略调整，看似平静的政局下暗藏着决定三国走向的深层变革。透过史册记载的点滴事件，可窥见三国格局演变的历史逻辑。

曹魏政局：权力失衡与危机潜伏

曹魏政权在这两年呈现出明显的权力结构异化趋势。曹爽集团在正始八年全面掌控朝政，通过“迁太后于永宁宫”“屡改制度”“多树亲党”等手段强化集权，其改革举措却引发了朝野争议。太尉蒋济上疏直指何晏等人“变改法度”的危害，强调“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实质反映了曹魏官僚体系对激进改革的抵触——此时的制度变动已超越政策调整范畴，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曹爽集团的致命失误在于权力扩张与治理能力的失衡。正始九年记载其“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私取先帝才人”等行为，暴露了掌权者对礼法底线的突破；而兄弟同出、忽视桓范“闭城门”的警告，则显示其政治警惕性的缺失。这种“骄纵”与“轻疏”的双重特质，为司马懿的反击埋下伏笔。

司马懿的“称疾不与政事”是政治谋略的经典演绎。从正始八年五月“始称疾”到九年李胜探病时的“尸居馀气”表演，司马懿通过示弱麻痹对手，同时完成“阴与其子师、昭谋诛曹爽”的布局。这种隐忍与算计，与曹爽集团的张扬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魏晋之际权力斗争中“示弱即强”的生存法则。

吴蜀动向：战略收缩与内部调整

东吴在孙权晚年进入战略保守期。正始八年“徙武昌宫材瓦缮修建业宫”的决策，既体现孙权“以卑宫为美”的务实倾向，也反映其“军事未已，妨损农桑”的现实考量。而“扬声欲入寇”却最终“果不出”的行为，被王基精准预判为“补?支党，还自保护”，揭示了东吴此时“内无贤嗣，中无谋主”的困境——陆逊等名将凋零后，孙权已无力支撑大规模对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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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九年陆胤平定交趾、九真叛乱，则展现了东吴边疆治理的成熟经验。通过“喻以恩信”实现“降者五万馀家”，比单纯军事镇压更具长远成效，这一策略延续了东吴“以恩信抚蛮夷”的传统智慧，为其维持南方稳定提供了保障。

蜀汉的北伐战略面临转型。姜维在正始八年“出陇右以应羌胡叛降”，与郭淮、夏侯霸战于洮西，虽取得“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部落降”的成果，但未能实现实质性突破。这标志着诸葛亮死后蜀汉北伐从“以攻为守”向“联合羌胡”的策略调整，却也暴露了其“客场作战、后勤难继”的固有局限。而费祎“出屯汉中”仍“庆赏威刑遥先咨断”，则延续了蜀汉“外镇大将与中枢协同”的权力模式。

社会思潮与历史启示

这段历史中，礼法与权力的博弈贯穿始终。何晏建议皇帝“从大臣询谋政事”、孔乂劝谏“绝后园习骑乘马”，本质是试图以礼法约束君权；而曹爽集团“屡改制度”“私取先帝才人”的行为，则是对礼法秩序的破坏。管辂对何晏“畏威者众，怀德者鲜”的警示，更直指权力合法性的核心——威权需以德性为根基，否则“位峻者颠，轻豪者亡”。

从历史影响看，这两年是高平陵之变的前奏。曹爽集团的改革失序、司马懿的隐忍布局、朝野对现状的不满，共同构成了权力重构的土壤。何晏、邓飏等“浮华派”与司马懿代表的“礼法派”冲突，表面是权力斗争，深层是曹魏政权“寒门与士族”“改革与保守”的路线之争。这场斗争的结果，不仅改变了曹魏的权力格局，更奠定了西晋“士族政治”的基础。

三国中后期的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永恒规律：政权稳定取决于权力平衡与治理效能。曹爽的失败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脱离实际且沦为私器；司马懿的成功不仅在于谋略，更在于其代表了维护秩序的诉求。吴蜀的收缩则表明，国力强弱最终取决于内部治理水平，而非军事虚张。这些历史经验，对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逻辑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