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任命钟繇为太傅、曹休为大司马，依旧都督扬州；曹真为大将军，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华歆要把职位让给管宁，皇帝不答应。征召管宁为光禄大夫，命令青州官府提供安车和随从，按礼节送他来，管宁还是没来。

这一年，东吴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吴王让士燮的儿子士徽任安远将军，兼任九真太守，让校尉陈时接替士燮。交州刺史吕岱因为交趾太远，上表把海南三郡划为交州，让将军戴良当刺史；海东四郡设为广州，吕岱自己当刺史；派戴良和陈时往南去。但士徽自己任命自己为交趾太守，发动宗族的士兵抗拒戴良，戴良留在合浦。交趾人桓邻，是士燮举荐的官吏，他磕头劝谏士徽，让他迎接戴良。士徽生气，把桓邻鞭打致死，桓邻的哥哥桓治集合宗族士兵攻打士徽，没成功。吕岱上疏请求讨伐士徽，率领三千士兵，日夜渡海前往。有人对吕岱说：“士徽靠着他家几代人的恩情，一州的人都归附他，可不好对付。”吕岱说：“现在士徽虽然有叛逆的想法，但想不到我突然就到。要是我们悄悄快速进军，趁他没防备，肯定能打败他。要是耽搁不快点，让他有了防备，据城坚守，七郡的蛮人都响应他，就算再有本事的人，也没办法了！”于是出发，经过合浦，和戴良一起前进。吕岱让士燮的侄子士辅担任师友从事，派他去劝说士徽。士徽带着他六个兄弟出来投降，吕岱把他们都杀了。

孙盛评论说：要安抚远方、团结近处，没有比诚信更好的了。吕岱把士辅当成师友，让他传达诚信和誓言；士徽兄弟袒露上身，诚心归附，吕岱却为了功利把他们杀了，君子从这就知道吕氏的福气不会长久了。

士徽的大将军甘醴和桓治率领官吏百姓一起攻打吕岱，吕岱奋力反击，打败了他们。于是撤销广州，恢复交州和以前一样。吕岱又进军讨伐九真，斩杀俘获上万人；还派从事向南宣扬国威，境外的扶南、林邑、堂明等国的国王，各自派使者到东吴进贡。

评论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魏、蜀、吴三国的关键动态，尤其聚焦于魏文帝曹丕临终前后的政治风波，从中可窥见三国时期权力更迭、制度运行与人性博弈的多重面相：

曹魏：权力交接中的恩怨与挣扎

曹丕晚年的统治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对蒋济等能臣展现出纳谏的姿态，认可其军事谋划，体现出作为统治者对政务的清醒认知；但另一方面，私怨主导的报复行为暴露了其心胸狭隘的缺陷——因早年鲍勋执法不从、曹洪拒绝借绢，便借故将二人置于死地，即便群臣劝谏、太后施压也不为所动（曹洪最终因卞太后以废后相胁才得免死），这种“挟私报复”的作风与他曾标榜的“法治”形成尖锐对立。

曹丕立嗣的过程则暗含人性微光。尽管因甄夫人之死迟迟不立曹叡，但曹叡“不忍杀子鹿”的举动触动了他，最终在临终前确立其储君地位，并安排曹真、陈群、司马懿辅政，为曹魏政权的过渡奠定了基础。陈寿评价他“天资文藻”却“度量不足”，确是中肯之论——他有帝王之才，却因私德短板难以成为“贤主”。

曹叡即位后的表现初显锋芒：面对孙权攻江夏，他精准判断敌军“掩不备”的意图，无需发兵即可固守；刘晔以“秦始皇、汉孝武之俦”评价他，暗示其将成为强势君主。而陈群“防党争、辨真伪”的劝谏，也折射出曹魏朝堂对权力平衡的警惕。

蜀汉与东吴：各自的内政与战略

蜀汉方面，诸葛亮筹备北伐，将李严调至江州统筹后方，陈到驻守永安，既强化了对边境的控制，也为后续出军汉中铺路，体现其“以攻为守”的战略布局。

东吴则聚焦内政与扩张：陆逊主张“增广农亩”，孙权以“亲耕”响应，推动屯田制发展，稳固经济基础；同时，陆逊劝谏“施德缓刑”，孙权虽表面接受并让其修订律法，却未彻底改变严苛作风，暴露统治集团内部“宽严之争”的张力。对外，孙权趁曹丕去世攻江夏未果，诸葛瑾攻襄阳被司马懿击退，而吕岱平定交趾士徽叛乱则展现了东吴对南方的控制力——不过吕岱以“诈降”诱杀士徽，虽短期扩张了版图，却违背“柔远怀迩”的信义，孙盛批评“吕氏之祚不延”，实则点出东吴统治中“功利优先”的隐患。

整体观察：三国格局的微妙平衡

黄初七年是三国权力结构的转折点：曹魏完成从曹丕到曹叡的交接，虽内部有动荡，但辅政团队（曹真、司马懿等）为后续稳定提供了支撑；蜀汉诸葛亮稳步推进北伐准备，东吴则在经济、军事上双向发力。三方的行动既受限于自身内政（如曹魏的权力斗争、东吴的南方治理），又相互牵制（如孙权趁魏丧攻江夏），延续了“鼎足而立”的基本态势。

这段历史的核心启示在于：帝王的个人品性（如曹丕的恩怨分明）、权力交接的平稳程度（如曹叡立储的曲折）、战略决策的长远性（如东吴的农战结合与信义缺失），共同塑造了三国时期的政治走向，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治道”与“人性”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