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屋书香：寒门学子的苦读岁月

在四川资州（今资中）的沱江岸边，有一个名叫“骆家坝”的小村庄。清咸丰年间，这里诞生了一个男婴，父母为他取名“成骧”，希望他能“成龙成凤，腾跃四方”。然而，现实却给这个家庭泼了一盆冷水——骆家世代务农，家中仅有一间四面漏风的草屋，几亩薄田在沱江的洪涝中时收时荒，日子过得紧巴巴。

1.1 树枝为笔，大地为纸

骆成骧的父亲骆文廷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双手布满老茧，却总在劳作间隙，用粗糙的手指在泥土上比划着自己仅认识的几个字。母亲王氏则心灵手巧，靠给镇上的富户缝补衣物换取微薄的收入。尽管家境贫寒，这对夫妻却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骆成骧长到七岁时，父母咬牙把他送到了镇上的私塾旁听。私塾先生见他眉清目秀、眼神灵动，便破例允许他在教室后排站着听课。可这“旁听”二字，藏着太多的辛酸——别的孩子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骆成骧只能捡一根树枝，在教室外的泥地上跟着模仿；别的孩子捧着线装书诵读，他只能在放学后追着同学，央求对方把书借给他看一晚。

为了能抄录书籍，骆成骧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母亲挑水、喂猪，然后一路小跑赶到镇上的纸坊，捡拾工匠们丢弃的废纸边角。他把这些废纸用米糊粘成厚厚的本子，晚上借着月光或油灯，一笔一划地抄写借来的《论语》《孟子》。有一次，他借到一本《史记》，为了能在三天内抄完归还，竟连续两晚没合眼，抄到最后手指磨出了血泡，染红了纸页。

母亲心疼地用布给他包扎手指，劝他：“儿啊，别这么拼命，娘再给你多缝几件衣服，换钱给你买书。”骆成骧却笑着说：“娘，我不苦。先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多抄一页，就离‘黄金屋’近一步。”

1.2 月光为灯，信念为火

资州的冬天格外湿冷，寒风穿过草屋的缝隙，像刀子一样割在人身上。骆成骧的书房就是草屋的一角，摆着一张用旧木板搭成的桌子，上面堆满了他抄录的书稿。为了省油，他总是等到天黑透了才点燃油灯，而灯油也常常是母亲用省下的菜籽油换来的。

十三岁那年冬天，连续几日大雪，家里的灯油耗尽了，镇上的油坊也因雪天歇业。骆成骧捧着一本借来的《孙子兵法》，急得在屋里打转——这本书第二天就要还给同学，可他还有好几页没读完。就在他对着窗外的月光发愁时，奇迹发生了：原本分散的月光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聚拢起来，像一束银辉精准地洒在书页上，每个字迹都清晰可见。

他以为是错觉，揉了揉眼睛，可月光依旧明亮。他试探着挪动书本，那束月光竟也跟着移动，始终照亮着他阅读的地方。就这样，他借着这“月光灯”，一口气读完了剩下的章节。更奇怪的是，接下来的几晚，只要他捧书夜读，月光总会准时“降临”在书页上。

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乡邻们都说：“这是文曲星看中了骆家小子，特意为他掌灯呢！”尽管骆成骧知道这或许只是巧合——可能是雪后空气洁净，月光格外明亮，又或许是窗户的缝隙恰好形成了聚光效果——但他宁愿相信这是天地的馈赠。他在日记本上写道：“天地尚且助我，我怎能辜负这份心意？当以勤学报之。”

从此，“月光掌灯”的传说成了他苦读的动力。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坚持在户外背书，累了就坐在树下休息，饿了就啃几口红薯。有一次，他在沱江边背书时睡着了，梦见自己骑着一条大鱼，顺着沱江游进了大海，海面上漂浮着无数书籍，他伸手一抓，竟抓到了一本写着自己名字的状元策论。醒来后，他把这个梦告诉了父亲，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梦是心头想，你心里装着啥，就会梦见啥。好好读，爹信你能有出息。”

1.3 良师引路，志向初成

十五岁时，骆成骧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资州书院的山长（院长）宋育仁。宋育仁是当时着名的学者，因不满官场腐败而回乡办学。他偶然看到骆成骧在书院墙外抄录碑文，见其字迹工整、神情专注，便主动与他交谈。

当宋育仁问及他的志向时，骆成骧回答：“我想考科举，不是为了做官发财，是想让像我一样的穷孩子都能读书，让家乡不再受洪水欺负，让国家不再被洋人欺负。”这番话让宋育仁深受触动，当即决定收他为徒，免除他的学费，并允许他借阅书院的藏书。

在宋育仁的教导下，骆成骧的学识突飞猛进。宋育仁不仅教他经史子集，更带他接触“新学”——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讲述鸦片战争的屈辱历史。有一次，宋育仁带着他登上资州的城楼，指着远处的沱江说：“你看这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国家就像这船，百姓是水，而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是船上的舵手。若舵手无能，船必倾覆。”

小主，

这番话让骆成骧豁然开朗，他意识到：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前途，更是为了国家命运。他开始关注时政，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西方的书籍，还在宋育仁的指导下，写下了第一篇策论《论资州水利》，提出了加固河堤、修建水库的具体方案，其中不少建议后来被资州官府采纳。

十八岁那年，骆成骧考中秀才，成为资州小有名气的“才子”。有人劝他去给富户当幕僚，既能赚大钱，又能结交权贵，他却拒绝了：“我要走的路，不是依附他人，而是靠自己的笔，为百姓说话，为国家出力。”

二、殿试夺魁：国难当头的状元风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十九岁的骆成骧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殿试之路。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赔偿白银二亿两。消息传来，举国哗然，京城的街头巷尾，到处是痛哭流涕的百姓和义愤填膺的学子。

2.1 策论惊座，忠肝义胆

殿试设在紫禁城的保和殿，由光绪帝亲自主持。当考生们陆续进入考场时，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光绪帝坐在龙椅上，面色憔悴，眼神中满是焦虑——这位年轻的皇帝渴望变法图强，却受制于慈禧太后和保守派，面对国破山河碎的局面，他迫切希望能找到真正的栋梁之才。

策论的题目是“如何挽救时局”，看似宽泛，却考验着考生的家国情怀与经世之能。大多数考生要么避重就轻，空谈“仁义道德”；要么畏首畏尾，不敢触及敏感问题。而骆成骧铺开试卷，想到的不是如何迎合考官，而是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将士、台湾岛上哭泣的百姓、资州老家因赔款加重赋税而破产的农民。

他深吸一口气，提笔写下八个大字：“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八个字，如惊雷般划破纸面，既是对君臣关系的深刻诠释，更是对国家命运的痛心疾首。紧接着，他在策论中写道：“当今天下，非无才也，乃用才之道失也；非无兵也，乃练兵之法误也。”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的问题，不在于没有人才，而在于任人唯亲、压制贤能；不在于没有军队，而在于军纪涣散、装备落后、指挥失当。随后，他提出四大对策：

- 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言事，废除“文字狱”，让朝廷听到真实的声音；

- 严惩贪腐：清查国库亏空，严惩中饱私囊的官员，将赃款用于强军办学；

- 兴修水利：效仿李冰治水，在黄河、长江流域修建水利工程，既能防灾，又能利民；

- 创办新学：废除八股取士，开设算术、外语、物理、化学等课程，培养实用人才。

整篇策论，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千钧；没有空洞的口号，却句句泣血。骆成骧在文中写道：“臣闻，亡国之君，非无忠臣，乃不用忠臣；败军之将，非无勇士，乃不识勇士。今日之中国，若再不改弦更张，恐蹈安南、缅甸之覆辙！”

当阅卷大臣将这份策论呈给光绪帝时，皇帝正为《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彻夜难眠。他读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时，不禁眼眶一热；读到四大对策时，连连点头；读到最后“恐蹈安南、缅甸之覆辙”时，再也抑制不住情绪，拍着龙案站起身来，高声赞叹：“此等忠肝义胆，实乃我大清之幸！”

当即，光绪帝朱笔一挥，在骆成骧的试卷上写下“第一甲第一名”——骆成骧，成为了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

2.2 谢绝游街，捐资助孤

按照惯例，新科状元要穿红袍、戴官帽，骑着高头大马在京城游街三日，接受百姓的祝贺，这是科举时代读书人最荣耀的时刻。可当礼部官员向骆成骧传达这一安排时，他却眉头紧锁，摇了摇头。

次日，骆成骧在觐见光绪帝时，主动提出：“陛下，国难当头，臣无心夸耀。若陛下允准，臣愿将游街所需的银两，悉数捐给北洋水师的遗孤。”光绪帝愣住了——他见过太多中了状元后得意忘形的人，却从未见过如此“反常”的请求。

骆成骧解释道：“陛下，臣在来京途中，看到北洋水师的孤儿们沿街乞讨，他们的父亲为国捐躯，而我们却在为一个状元浪费钱财，臣于心不忍。这些银子，或许能让孩子们多买几本书，多吃几顿饱饭，将来也好让他们知道，父亲的血没有白流。”

光绪帝深受感动，眼眶湿润地说：“骆爱卿，你不仅有才，更有风骨！朕准了！”他还特意下旨，表彰骆成骧的义举，并从内库中拨出一笔银子，与骆成骧的捐款一起，设立了“北洋水师遗孤学堂”。

此事很快传遍了京城，朝野上下一片赞叹。有人说：“骆状元这一举动，比游街更能彰显状元的价值。”还有人写诗赞道：“不恋红袍不夸官，愿将荣耀济孤寒。资州自有真君子，胜过当年万户侯。”就连一些原本对科举制度不屑一顾的维新派人士，也对骆成骧刮目相看，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写道：“骆君此举，可见科举之中，亦有忧国忧民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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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成骧却平静地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国家都快没了，个人的荣耀又算得了什么？”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关注时局上，与维新派人士接触，探讨变法图强的道路。他甚至写下《变法刍议》，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练新军、开民智”的具体建议，可惜这些建议因保守派的阻挠而未能实施。

2.3 荣归故里，初心不改

当年秋天，骆成骧以“状元”身份荣归资州。消息传来，资州百姓自发地在城外十里铺搭建了彩棚，准备了迎接的队伍。当骆成骧穿着一身朴素的蓝布长衫，骑着一头老黄牛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大家都愣住了——他们想象中的状元，应该是前呼后拥、锦衣玉食，可眼前的骆成骧，除了眉宇间多了几分沉稳，与当年那个在泥地上练字的少年几乎没什么两样。

“骆状元，您咋不坐轿子、穿官服呢？”有人不解地问。

骆成骧笑着跳下牛背，拱手道：“父老乡亲们，我还是那个骆成骧，穿不惯官服，坐不惯轿子。这状元的名头，是国家给的，更是资州百姓给的，我不能忘了本。”

在资州的日子里，骆成骧没有接受官府的宴请，而是走访了当年帮助过他的乡邻、教过他的先生。他给私塾先生宋育仁磕了三个响头，感谢他的栽培；他给借过书给他的同学送去了新墨；他还给村里的孩子们讲京城的见闻，鼓励他们好好读书。

有一天，他来到沱江边，看着依旧时常泛滥的江水，对随行的官员说：“我在殿试时提到兴修水利，如今回到家乡，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把资州的河堤修好。”他带头捐出了自己中状元后收到的部分贺礼，又说服当地士绅捐款，很快凑齐了修堤的银两。不到半年，一条坚固的石堤便沿着沱江建成了，百姓们为了纪念他，把这条堤命名为“状元堤”。

站在新建成的河堤上，骆成骧望着奔腾的沱江，对身边的人说：“这河堤就像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牢固了，才能抵御风浪。而教育，就是加固根基的泥土，缺一不可。”此时的他，已经下定决心：放弃在京城的高官厚禄，回到四川，投身教育事业。

三、杏坛耕耘：教育报国的毕生坚守

回到四川后，骆成骧婉拒了朝廷授予的“翰林院修撰”之职，选择在成都、资州等地办学。他说：“官场黑暗，我无力改变，但教育可以培养新人，新人可以改变国家。这就像种地，今年收成不好，只要好好育种、施肥，明年总会有希望。”

3.1 创办新学，破旧立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骆成骧用自己的俸禄和募集的资金，在资州创办了“资中中学堂”——这是四川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学堂的校址选在一座废弃的文昌宫里，他亲自带领工匠修缮房屋，把神像搬走，改成教室；把香炉清理干净，做成花盆；把布满灰尘的供桌，改成了学生的课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