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开课那天，彭端淑站在讲堂前，看着底下黑压压的学生，忽然想起紫云寺的少年们。他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明白道理。就像种地，你得下力气除草、施肥，才能有收成。光站在田埂上喊‘我要丰收’，没用。”

有个学生写了篇游记，满纸都是“奇峰怪石、云雾缭绕”，辞藻华丽得像绣品。彭端淑在旁边批了一行字：“不如写石缝里的草，石再硬，它也能钻出来——那才是真精神。”

学生不服气，来找他理论：“大人，难道文章不该写得漂亮些吗？”

彭端淑指着窗外的荔枝树说：“你看这荔枝，花开得不起眼，果子却甜。若花占了太多养分，果子就长不好了。文章也一样，辞藻是花，道理是果，不能本末倒置。”

学生愣了愣，低头谢了罪。后来这学生成了广东有名的学者，总说：“是彭大人让我明白，做学问要像荔枝结果，把力气用在实在处。”

在广东的几年，彭端淑走遍了肇罗道的山山水水。他的马靴磨破了好几双，衣袍上沾过稻田的泥水，也沾过书院的墨香。离任那天，百姓们自发地站在路边，手里捧着荔枝、龙眼，要往他的马车上塞。彭端淑一一谢了，只接过一个老婆婆递来的竹筒，里面装着新米。

“大人，这是自家种的米，您带着路上吃。”老婆婆说。

彭端淑捧着竹筒，感觉沉甸甸的。他知道，这里面装的不只是米，还有百姓的心意——那是比任何官帽都珍贵的东西。

四、锦江的水波与书院的晨读

乾隆二十六年的船，走得慢。彭端淑站在船头，看着两岸的青山一点点往后退，像退去的岁月。江风带着水汽扑在脸上，洗去了岭南的暑气，也洗去了官袍上的尘霜。他手里捏着个旧布包，里面裹着广东百姓送的那筒新米，还有端溪书院学生们凑钱买的一方砚台——砚背刻着“师恩如江”，字虽稚拙，却重得像块石头。

船到成都府码头时，锦江的水绿得发稠，岸边的垂柳把影子浸在水里，晃出细碎的波纹。学政陈筌早在码头等着，见了彭端淑就作揖：“乐斋兄，可把你盼来了！”陈筌是彭端淑的旧识，知道他辞官的消息，第一时间就递了信：“锦江书院缺个掌院，这位置，非你莫属。”

小主，

锦江书院就在锦江边，红墙黑瓦，飞檐翘角，像一只静卧的仙鹤。彭端淑走进书院时，正赶上学生们晨读，“之乎者也”的声音顺着风飘过来，混着江水的潮气，让他忽然想起紫云寺的青灯——原来无论在哪儿，读书声都是一样的，像春苗拔节，带着生生不息的劲。

他在书院的门楣上题了“实学”二字。提笔时，手腕微微发颤，不是因为累，是因为心里的郑重。墨汁落在木头上，慢慢晕开，像把几十年的光阴都融了进去。他对陈筌说：“我这辈子，就信‘实’字。学问要实，做人要实，将来出去做事，更要实。”

上任第一天，彭端淑没讲大道理，只带学生们去了锦江岸边。正是插秧的时节，农夫们挽着裤脚在水田里弯腰，泥水溅了满身，却没人叫苦。他指着田里的稻苗说：“你们看这苗，根扎得深，才能长得稳。做学问就像插秧，看着简单，实则每一步都要踩实了。”

有个叫张问陶的少年，性子桀骜，总觉得课本里的东西太陈旧。他在文章里写“蜀地文脉断矣”，笔锋锐利得像把刀。彭端淑看了，没骂他，反而在旁边批：“有锐气是好，但文脉不是断了，是藏起来了，得靠你们一点点找回来。”

第二天，彭端淑把张问陶叫到书房，给他看自己少年时在紫云寺的手稿。那些纸页泛黄发脆，上面有父亲的朱批，有外祖父的圈点，还有董新策改的字句。“你看，文脉这东西，就像锦江的水，看着时涨时落，其实从没断过。”他指着其中一句“为学当如蜀中山，不事雕琢自峥嵘”，“你有才华，别让傲气遮了眼。”

张问陶捧着手稿，手指抚过那些斑驳的墨迹，忽然红了眼眶。后来他成了清代蜀中诗坛的大家，总说：“彭先生没教我怎么写诗，只教我怎么把心放进字里去。”

彭端淑讲课时，不爱用讲稿。他就坐在案前，像拉家常一样，把自己在京城、在岭南的见闻说给学生听。说吏部的卷宗如何堆成山，说广东的老妇如何为儿子喊冤，说自己断错案子时如何懊悔。学生们听得入迷，总觉得先生说的不是官场，是人生。

有学生问“为学之道最难的是什么”，彭端淑就讲了两个和尚去南海的故事。“一个贫僧，揣着一瓶一钵就上路了，一路上化缘赶路，一年就回来了；一个富僧，总说‘等我攒够了钱，买艘大船再去’，结果等了一辈子，还在原地。”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满堂学生，“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这话像一粒石子，投进学生们的心湖，漾起圈圈涟漪。后来有人把这个故事记下来，就是流传至今的《为学一首示子侄》。多年后，有学生在外地做官，遇到难办的事，总会想起这个故事，想起彭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书院的藏书楼是彭端淑最常去的地方。里面的书大多是旧本，有些还是明代的刻本，纸页薄得像蝉翼。他常带着学生们整理藏书，修补虫蛀的纸页，给散佚的卷册编目。有次发现一本《蜀语》，里面记着四川各地的方言俗语，却缺了后半部。彭端淑就让学生们分头去乡下采风，把老人们说的谚语、歌谣都记下来，一点点补全。

“学问不只是在书里，还在田埂上，在屋檐下。”他对学生们说，“你们是蜀地的子弟，要懂这里的山，懂这里的水，懂这里的人，写出的文章才有根。”

在锦江书院的日子，像锦江的水一样平静，却也像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滋养着什么。彭端淑的《白鹤堂文集》就是在这时慢慢攒起来的。他写蜀地的山，“丹棱峰峦无俗骨，一拳石也有精神”；写锦江的水，“流到巴渝不记年，依旧清波照初心”；写教育，“育才如种树，不必求速成，根须深了，自然参天”。字里没有官话，只有家常的实在，像他这个人，看着清瘦，却透着股温润的厚。

每年春天，彭端淑都会带着学生去翠龙山。不是去游山，是去紫云寺看看。寺里的老和尚换了几代，偏室的窗纸依旧透亮，只是当年的青灯换成了玻璃灯。他会站在廊下，像父亲当年那样，喊一声“力学毋弃”，声音落进山谷，引来回声阵阵，像无数个少年在应和。

五、案头的残墨与心头的故山

乾隆三十五年，彭端淑已近古稀。头发白得像锦江的浪花，背也有些驼了，但他还是每天去书院，只是不再讲课，只在书房里改改学生的文章。案头的砚台换了新的，却总不如董新策送的那方“守拙”砚顺手，他就把旧砚摆在旁边，说“老伙计，陪着我”。

有天改完最后一篇文章，彭端淑忽然觉得累了。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的夕阳把锦江染成金红色，心里冒出个念头：该回丹棱了。

消息传到书院，学生们都来挽留。张问陶那时已中了进士，特意从京城赶回，跪在他面前：“先生，您走了，书院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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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端淑扶起他，笑着说：“书院不是靠我一个人撑着的，是靠你们这些走出去的学生。我在这儿，你们总觉得有个靠山；我走了，你们才能自己站稳脚跟。”

离开成都那天，学生们沿着锦江两岸相送，送了一程又一程。有人捧着自己的文章，求先生最后批一句；有人往他的行囊里塞自己做的点心；还有人哭着说“先生要常回来看看”。彭端淑一一应着，眼圈也红了。船开时，他站在船头挥手，看两岸的人影越来越小，像当年离开紫云寺时那样，心里既有不舍，又有坦然。

丹棱的家还是老样子。院子里的桂树长得更粗了，父亲当年种的竹子已经成了片竹林。彭端淑每天坐在竹荫下，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和路过的乡邻聊几句。有人问他“做过大官，回来守着这小院，亏不亏”，他就指着院里的菜畦说：“你看这青菜，在地里长得多实诚，比官帽上的顶子好看多了。”

他还是改不了读书的习惯，只是眼睛花了，得用放大镜。有次看到孙子在写文章，用了些生僻的典故，当即把笔夺过来：“写字是给人看的，不是让人猜的。你爷爷写了一辈子文章，最怕的就是别人看不懂。”

七十五岁那年，彭端淑又去了趟翠龙山。紫云寺的住持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特意扫了最好的房间请他住。他却坚持住在当年读书的偏室，说“还是这儿睡得踏实”。夜里，寺里的钟声敲响，他忽然想起年少时和兄弟们磨墨的光景，想起父亲的“力学毋弃”，想起外祖父的“崇实黜浮”，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第二天，几个少年在临摹他的《为学》，字歪歪扭扭的，却很认真。彭端淑走过去，拿起笔，在旁边写了“力学”二字。阳光透过窗棂照在纸上，把他的影子和少年们的影子叠在一起，像一幅跨越了岁月的画。

“先生，您说这文脉，真能传下去吗？”有个少年问。

彭端淑指着窗外的竹子说：“你看这竹，老的枯了，新的又长出来，一节一节往上蹿。文脉也一样，在你们手里呢。”

六、稻浪里的余响

乾隆四十四年，彭端淑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八十岁。他的墓就在丹棱的山坡上，面朝翠龙山，不远处是成片的稻田。墓碑上没有刻官名，只写着“丹棱彭端淑之墓”，字是他生前自己写的，朴拙得像块石头。

每年清明，总有锦江书院的学生来扫墓。他们带着自己的文章，在墓前读一段，像是在向先生交作业。有一年，张问陶来了，他已经是着名的诗人，却还是像当年那样，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拿出《白鹤堂文集》，读起那篇《为学》。风穿过稻浪，把“天下事有难易乎”的句子送得很远，像是先生在应和。

后来，丹棱人在紫云寺旁建了座“端淑书院”，把他的手稿、砚台都供在里面。有个老秀才在书院门口写了副对联：“青灯照破千年暗，实学传开万里春。”

再后来，时光流转，朝代更迭，书院的名字换了又换，却总有人记得，曾经有个叫彭端淑的人，从这里走出，带着蜀地的清劲，在京城、在岭南、在锦江岸边，播撒着“实学”的种子。

如今的丹棱，稻田依旧年年金黄。风吹过稻尖，沙沙作响，像有人在念“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那声音里，有紫云寺的青灯，有吏部的卷宗，有岭南的榕树，有锦江的水波，更有一代代蜀地学子不肯服输的气。

这大概就是文脉吧——它不在高高的庙堂里，不在厚厚的史书里，就在这山风里，在这稻浪里，在每个肯“力学毋弃”的人心里，像一场没有尽头的长歌，在巴蜀的山水间，一直唱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