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翠龙山的雾与砚台里的月光
蜀地的山，多半带着股湿润的灵气。丹棱的翠龙山尤其如此，一年里倒有大半时间裹在雾里，像位藏着心事的老者，把千言万语都锁在云蒸霞蔚里。山坳里的紫云寺，飞檐上的铜铃被雾打湿了，响声也变得沉缓，像在数着寺里的晨昏——那是康熙末年的光景，几个少年的脚步声，正踩着露水，从佛堂旁的偏室里漫出来。
彭端淑那时不过十二三岁，身量还没长开，裹着件洗得发灰的粗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他和哥哥彭端洪、弟弟彭肇洙、彭遵泗挤在一张旧案前，案上摊着泛黄的纸卷，砚台里的墨汁泛着冷光。寺里的香火味混着松烟墨的气息，在潮湿的空气里漫开，成了少年们最熟悉的味道。他们在这儿一住就是五六年，除了父亲彭珣按月来送米粮和书册，几乎与世隔绝。
清晨天刚蒙蒙亮，寺里的和尚还没敲响早课的钟，偏室的窗纸就透出了微光。彭端淑总是第一个坐起来，摸黑摸到砚台，往里面倒些山泉水，拿起墨锭慢慢磨。墨锭是普通的松烟墨，在砚台里转着圈，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磨着磨着，窗外的天色由青转白，雾从窗缝里钻进来，落在纸上，洇出淡淡的水痕。他呵口气搓搓冻红的手，继续在纸上写——有时是《论语》的章句，有时是自己凑的诗，字里行间还带着孩童的生涩，却已有了股不肯将就的执拗。
弟弟彭肇洙性子活泛些，写着写着就走神，盯着窗外的竹影发呆。彭端淑会悄悄用胳膊肘碰他一下，眼神里带着“莫偷懒”的提醒。哥哥彭端洪最是沉稳，埋着头一笔一划地抄经，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比寺里的木鱼声还要规律。几个少年偶尔也会争执，为“学而时习之”的注解争得面红耳赤，或是为一句诗的平仄吵到佛堂的和尚来看究竟。但多数时候，偏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纸页的轻响，和山风穿过窗棂的呜咽，像一首被时光拉长的歌。
父亲彭珣来送东西时，从不在寺里多待。他总是站在廊下，隔着窗纸喊一声“力学毋弃”，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头落进静水里，在少年们心里荡开圈圈涟漪。彭珣是当地有名的饱学之士，虽没做过官，却把“实学”二字看得比什么都重。有次他见彭端淑的文章里用了些华丽的辞藻，当即把纸揉了，指着院里的竹子说：“你看这竹，一节是一节的实，哪有半分虚浮？做文章若学那墙头花，开得再艳，风一吹就落了。”
外祖父王庭诏来得勤些。这位夹江进士晚年隐居乡里，最爱往紫云寺跑，一来就拉着彭端淑讲经论史。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捏着毛笔却稳得很，在纸上写“崇实黜浮”四个字，笔锋如刀削斧凿，墨色深得像要透纸而出。“做学问不是给人看的，是给自己安身立命的。”老先生说着，往彭端淑手里塞块麦芽糖，“甜要从苦里熬出来，学问也一样。”
合江的董新策进士那次到访，纯属偶然。他本是来丹棱游山，路过紫云寺想讨碗水喝，却被偏室飘出的墨香勾了脚。寺里的小和尚说“是几个娃娃在读书”，他原没放在心上，直到看见墙角堆着的废稿。有一页上写着“蜀中山水奇，奇在骨而非皮”，字迹虽稚嫩，却透着股通透的见识。董新策惊得直拍大腿，当即让小和尚去叫人。
彭端淑出来时，手里还捏着没写完的稿子，长衫上沾着墨点。董新策拉着他的手问：“这句子是你写的？”少年点点头，眼神里带着几分怯生，却不躲闪。老先生便不走了，在寺里住了半月，每天教他们“炼字如炼金”——一个“山”字，要写出峰峦的起伏；一个“水”字，要带着江流的婉转。他教彭端淑读杜甫的诗，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是求奇，是求“真”；教他写文章要“删繁就简三秋树”，把那些虚浮的枝叶全砍掉，只留筋骨。
离开那天，董新策送给彭端淑一方砚台，砚背刻着“守拙”二字。“丹棱的山养人，你这娃娃，将来定能成器。”老先生摸着他的头说。彭端淑捧着砚台站在寺门口，看着董新策的轿子消失在雾里，心里忽然亮堂起来——原来学问这东西，真能像山风一样，吹过千山万水，把素不相识的人连在一起。
后来，紫云寺的青灯换了一盏又一盏，少年们的鬓角也渐渐染了霜。但彭端淑总说，他这辈子的学问底子，都是在翠龙山那几年攒下的。那雾里的晨读，那案头的批注，那几位老人的目光，像一粒粒种子，落在他心里，慢慢长出了参天的树。
二、科举路上的青衿与朱笔
雍正四年的秋天，丹棱的稻田铺成了金浪，风一吹，沉甸甸的稻穗就低下头，像在向土地行礼。彭端淑背着书箧走出翠龙山时，长衫的料子换了新的，却依旧是素净的青布——那是父亲特意请镇上的裁缝做的，说“赴考要体面，却不必张扬”。
乡试的考场设在成都府，黑压压的考生挤在贡院门口，个个都揣着“一举成名”的梦。彭端淑找了个角落放下书箧，听见旁边有人在炫耀自己的文章如何华丽，引得一群人围着赞叹。他默默打开包袱，拿出董新策送的那方“守拙”砚，往里面倒了些清水。磨墨的时候，他想起外祖父说的“考场如战场，守心最重要”，心慢慢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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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场考试考了九天，每天都是寅时入场，酉时出场。彭端淑带的干粮是母亲做的麦饼，硬得能硌出牙，他就着冷水慢慢啃，啃完了继续写。他的文章没什么花哨的辞藻，只是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像翠龙山的溪流，清澈见底。写到“民生疾苦”时，他想起父亲说过的“当官不是为了风光，是为了让百姓能安稳吃饭”，笔尖顿了顿，落下的字比平时更重些。
放榜那天，彭端淑挤在人群里，从榜单末尾往前找。眼睛看酸了，才在中间偏上的位置看到“彭端淑”三个字。他愣了愣，忽然想起紫云寺的青灯，想起父亲的“力学毋弃”，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旁边有人拍他的肩膀：“恭喜恭喜！”他才回过神，对着那人拱手，声音还有些发颤。
中了举人，按规矩要穿青衿（青色的官服）。彭端淑穿上时，对着镜子看了又看，总觉得不太自在。父亲说：“这衣裳是给有担当的人穿的，你要记得，青衿下面，是百姓的盼头。”
九年之后，彭端淑和弟弟彭肇洙一起赴京参加会试。春闱放榜那天，兄弟俩挤在人群里，眼睛瞪得发酸。忽然，彭肇洙指着榜单大叫：“哥！你看！”彭端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彭端淑”和“彭肇洙”两个名字紧挨着，像两棵并肩的树，在京城的春光里挺直了腰。
那一刻，兄弟俩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握了握手。彭端淑想起九年前丹棱的稻田，想起紫云寺的雾，忽然明白：有些路，走的时候觉得漫长，回头看，却不过是几步的距离——只要你不停地走。
进了吏部，彭端淑穿的官服是藏青色的，比举人时的青衿更深些。他从主事做起，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卷宗，给官员的升迁调转写评语。吏部的朱红长廊长得望不到头，廊下的铜鹤嘴里衔着铜珠，被岁月磨得发亮。彭端淑捧着卷宗走过时，脚步声在长廊里回响，像在提醒他：每一份卷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前程，一个地方的安稳。
他做事格外认真，看卷宗时总带着紫云寺读书时的劲头，一字一句地抠。有次看到一份官员的考核表，写得天花乱坠，却没提一句实实在在的政绩。彭端淑在旁边批了行小字：“花言巧语，不如一粥一饭。”上司看了，点头说：“彭主事说得在理。”
从主事到员外郎，再到文选司郎中，彭端淑的案头永远堆着小山似的卷宗。他却从没抱怨过，只是把砚台磨得更勤了。晚上加班，他就点一盏油灯，灯芯“噼啪”地跳着，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长忽短。有次弟弟彭肇洙来看他，见他眼窝深陷，劝他歇一歇。他指着案上的卷宗说：“这些都是百姓的事，歇不得。”
乾隆十二年，彭端淑担任顺天府乡试的同考官。闱场里的油灯比吏部的更亮些，他坐在帘内，手里的朱笔悬在卷纸上，一份份地审阅。忽然，一份考卷让他停住了笔。那字写得跳脱不羁，像蜀地山间的溪流，遇到礁石也不回头，绕个弯继续往前奔。文章里的见解更是新颖，把“经世致用”讲得深入浅出，没有半句陈词滥调。
彭端淑反复读了三遍，在卷首圈了个醒目的红圈，旁边注上“纪昀”二字。他对旁边的考官说：“这考生是个奇才，将来必成大器。”
后来纪昀果然成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名气比彭端淑还大。每次见了彭端淑，他都恭恭敬敬地行礼，喊一声“恩师”。彭端淑总是摆摆手：“我不过是先看到了你的光，那光原本就在你身上。”
有人说彭端淑运气好，能识得纪昀这样的人才。他却在日记里写：“识人如读书，不在浮华，在骨相。纪昀的骨头里，有股不肯安于平庸的气，像当年翠龙山的我们。”
三、岭南的暑气与案头的清风
乾隆十九年的夏天，彭端淑接到调令，要去广东担任肇罗道署察使。出发那天，京城下着小雨，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没让同僚送行。马车驶出城门时，他回头望了望吏部的朱红长廊，忽然想起父亲说的“官帽是戴给百姓看的，不是戴给自己炫耀的”，心里踏实了不少。
广东的暑气是带着潮气的，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人裹在里面。彭端淑到肇罗道衙门时，浑身的衣衫都湿透了，贴在背上，像块沉重的铅。更让他头疼的，是案头堆着的三千多件积案——有些卷宗的纸都发黄发脆了，上面的霉斑像长了毛的心事，看得人心里发堵。
“这些案子拖了多久？”彭端淑问属下。
“有的拖了三四年，有的甚至更久……”属下低着头，声音发虚。
彭端淑没说什么，只是让人把所有卷宗搬到院里的榕树下。榕树的叶子密得像伞，能遮住大半个院子。他搬了个竹凳坐在树下，拿起最上面的一卷，慢慢翻开。阳光透过叶隙落在纸页上，像撒了把碎银，照亮了上面模糊的字迹。
“不必迎送，不必款待。”他对随从说，“我巡查的时候，就带两个人，一匹马，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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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彭端淑就骑着马出发了。他没走官道，专挑田埂小路走。看到稻农在水田里弯腰插秧，他就下马站在田埂上看一会儿，和农妇聊几句“今年的收成怎么样”；遇到船家摇着橹从河上过，他就笑着打招呼，问“河水够不够深”。有次路过江边的草屋，见个老妇坐在门槛上抹泪，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纸。
彭端淑让随从停下，走过去问：“老人家，出什么事了？”
老妇抬起头，满脸皱纹里都是泪：“大人，我儿子被冤枉了，说他偷了地主的牛，关在牢里快半年了……”
彭端淑接过那张纸，是张判决书，写得含糊其辞。他皱了皱眉：“您别急，我这就回去查。”
回到衙门时，天已经黑了。彭端淑让人把老妇儿子的卷宗找来，就着油灯看。卷宗里的证词前后矛盾，证人的签名也歪歪扭扭。他越看越气，拍了下桌子：“这哪是断案，是草菅人命！”
烛火在窗纸上跳了半宿，彭端淑一遍遍地核对证词，又让人找来当时的邻居问话。天快亮时，他拿起朱笔，在卷宗上写下“冤情昭雪”四个字，笔尖划破了纸页，也像划破了老妇心上的乌云。
老妇的儿子出狱那天，母子俩跪在衙门前磕头，磕得额头都红了。彭端淑赶紧把他们扶起来：“这是我该做的。你们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就这样，彭端淑每天坐在榕树下审案，遇到有疑问的，就骑马去实地查访。他的官服被汗水浸得发白，又被山风吹得发干，上面沾着泥土和草屑，却比任何华丽的官袍都让人敬重。不到一个月，三千多件积案竟然全清完了。百姓们都说，新来的彭大人有双“火眼金睛”，能看透卷宗里的猫腻。
彭端淑听了，只是笑笑。他在给弟弟的信里写：“哪有什么火眼金睛，不过是把百姓的事当自家事罢了。当年在紫云寺读书，一个字都要琢磨半天，如今断案，一个字更不能含糊——因为每个字背后，都是人家的日子。”
除了断案，彭端淑最上心的就是办学。他发现广东的学风有些浮躁，年轻人总想着走捷径，不肯下苦功夫。于是他亲自督办，在省城修了座书院，取名“端溪书院”。书院的门楣上，他题了“务实”二字，笔锋和当年外祖父写“崇实黜浮”时一样沉。
他去乡下拜访隐居的老儒，亲自执弟子礼，请他们来书院授课。有位姓吴的老夫子说自己年事已高，走不动路。彭端淑就让人抬着轿子去接，一路上亲自扶着轿子杆，生怕颠簸着老先生。吴老夫子感动得说：“彭大人如此重教，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