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成都锦江码头的石阶被晨露打湿，像蒙了层薄霜。码头上挤满了人，蓝布衫、灰棉袄、补丁裤……涌动的人潮里，最扎眼的是那些穿军装的身影。他们的军装颜色驳杂，有的还留着军阀混战时期的番号；草鞋上沾着不同地方的泥——有的带着峨眉山的青苔，有的混着嘉陵江的沙，有的裹着川西坝子的稻壳。

一个梳着发髻的妇人挤到队伍前，往儿子兜里塞油纸包。"狗剩，"她的手在发抖，油纸包上的红绳结打得格外紧，"这里面是你爹去年腌的腊肉，花椒是后山摘的，够你吃半年。"那士兵咧嘴笑，露出豁了的门牙，却没看见母亲转身时，偷偷抹了把眼泪。旁边的老汉解开烟袋，把烟叶往士兵兜里塞，铜烟锅在阳光下闪了闪："抽口家乡的烟，打仗有精神。"

码头上的木船"嘎吱"作响，船板上站满了川军将士。有人枪杆上挂着油纸伞，说是婆娘给的，"下雨能遮，晴天能挡太阳"；有人背着土布包袱，里面是老娘纳的鞋垫，针脚密得能数出个数；最年轻的那个兵，怀里揣着块麦芽糖，糖纸被体温焐得发黏，是妹妹塞给他的，说"含着甜，就不想家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一天出发的，只是川军出川的先头部队。在长达八年的抗战里，共有350万四川青壮年从这里、从无数个类似的码头和路口出发，走向枪林弹雨的前线。当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归来的川军只剩下13.7万。锦江码头的石阶被岁月磨平了棱角，却永远记得那些草鞋踏过的声响，记得那些再也没回来的脚步。

一、从"窝里斗"到"一条心"：川军的觉醒

四川的军阀混战，曾是全国的笑柄。1930年代的川渝大地，大小军阀加起来有几十个，今天你占了成都，明天我抢了重庆，隔三差五就枪声大作。有次刘湘和刘文辉在岷江两岸交火，打了三天三夜，最后清点伤亡，双方加起来不到十人——原来士兵们举着枪瞄准，一看对面是二舅，赶紧把枪口抬高一寸；再瞄准，发现是三叔，干脆蹲下来抽袋烟。

"内战打得再凶，也是自家兄弟的事。"川军将领杨森常对部下说，"可日本人来了，那是要刨咱祖坟的。"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四川时，刘湘正在成都的医院里咳血。青瓷痰盂里的血珠像一朵朵凄艳的红梅，他猛地把电报拍在案上："告诉委员长，四川出兵三十万！再出三百万壮丁！"

当时的四川，刚经历过旱灾，百姓们吃观音土的都有，可征兵令一下，各地的报名点排起了长队。在自贡的盐井边，盐工们扔下扁担就报名，晒得黝黑的脊梁上还留着抬盐筐的压痕："咱挖了一辈子盐，也该去挖鬼子的心脏"；在南充的田埂上，农民放下锄头就参军，裤脚还沾着泥："日本人占了地，咱种啥都没用"；甚至有个叫"王保长"的地方小吏，曾经为催粮款和百姓吵过架，此刻却第一个报名，说"以前对不起乡亲，现在要去赎罪"。

有个叫周大贵的老汉，带着三个儿子去报名。征兵的军官说"家里得留个种"，老汉把烟锅往地上一磕："三个都得去！我周大贵这辈子没读过书，就知道'国'字比'家'字大。"后来这三个儿子，只有最小的那个回来了，少了条腿，怀里揣着两个哥哥的骨灰坛，坛子上贴着红纸条，写着"大哥周建国二哥周卫国"。

1937年10月，第一批十万川军徒步出川。他们沿着川陕公路往北走，白天顶着太阳，晚上踩着月光，草鞋磨穿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走。走到陕西时，天开始下雪，雪花落在单衣上，转眼就化了，冻得人直打哆嗦。有个新兵从没见过雪，伸手去接，冻红的手指捏着雪花笑："这白花花的，像咱四川的。"旁边的老兵叹口气，把身上的薄被披在他肩上。

当时的阎锡山看着这群"叫花子兵"，眉头皱成了疙瘩。他的晋绥军穿得整整齐齐，棉军装、皮帽子，见川军士兵冻得啃冰块，不仅不给棉衣，还在会上骂他们"抗战不足，扰民有余"。有次川军的一个连饿得不行，偷偷摸进晋绥军的粮仓，扛了几袋粮食，阎锡山立刻上报蒋介石，说川军"目无军纪"，硬是把他们赶出了山西。

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在报道里写："这恐怕是中国最差的军队了。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背着古董级的步枪，有的还叼着烟杆，看起来更像一群土匪，而不是士兵。"可他没看到，在从山西开往山东的火车上，一个川军士兵正用冻裂的手，小心翼翼地擦拭枪杆上的腌菜坛子——那是他娘给的，说"想家了就闻闻，像娘在身边"。

二、滕县血：用骨头垒起的防线

1938年春天，台儿庄战役打响前，李宗仁看着地图上的滕县，手指重重敲了敲。这座山东小城是台儿庄的北大门，必须守住，可手里实在没兵了。参谋犹豫着说："还有被阎锡山赶出来的川军第22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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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心里没底。这支川军刚到山东时，正赶上大雪，士兵们还穿着单衣，冻得直跺脚。有个叫赵大奎的士兵，草鞋磨穿了，光着脚在雪地里走，脚趾冻得发紫，留下一串带血的脚印。徐州的百姓看不过去，家家户户拆了棉被，给他们做棉衣；鞋铺的师傅连夜赶制棉鞋，纳鞋底的线拉得"嗡嗡"响："不能让四川娃冻着打仗"。

川军将士捧着带着体温的棉衣，眼眶都红了。一个老兵摸着棉衣上的补丁，对同乡说："自打出川，这是头回有人把咱当亲人。"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在动员会上，把百姓给的棉袄穿得整整齐齐，领口绣着朵梅花——那是个山东老太太亲手绣的，说"梅花耐寒，像你们四川人"。

3月9日，日军的先头部队扑向滕县。坦克像铁壳虫一样爬过来，炮火把城墙炸得"轰隆隆"响，碎石块像雨点般落下。王铭章的士兵们躲在战壕里，用步枪打飞机，用手榴弹炸坦克。有个叫陈幺娃的士兵，被炮弹片划伤了肚子，肠子都流了出来，他却捂着伤口往前爬，说"要把鬼子引开"，最后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爆炸声里，他的蓝布衫飞了起来，像只折了翅膀的鸟。

打到第三天，城里的弹药快用尽了。王铭章让人把战马杀了，分给伤兵吃，自己却啃着树皮。有个副官哭着说："师长，咱突围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铭章指着城外："你看那些百姓，他们把门板都卸下来给咱当掩体，咱能走吗？"他掏出怀表，表盖里嵌着全家福，妻子抱着五岁的儿子，笑得温柔，"我王铭章这辈子，对得起这身军装，对得起四川父老。"

3月17日夜里，日军的炮弹炸塌了指挥部。王铭章的腿被埋在瓦砾下，鲜血浸透了棉裤。他摸着怀表，声音轻得像耳语："告诉娃，他爹是打仗死的，不是孬种。"当日军冲进城时，他挣扎着站起来，举枪打死两个鬼子，然后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城楼上的川军士兵看见师长倒下，疯了似的冲上来，有的拉响手榴弹，有的抱着鬼子跳城墙，最后剩下的几十个士兵，把炸药包堆在祠堂里，喊着"四川不灭"，引爆了最后一声巨响。

滕县陷落了，但川军用全军覆没的代价，为台儿庄大捷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后来打扫战场的百姓说，滕县的每块城砖上都有血，有的砖缝里还嵌着四川口音——那是士兵们最后喊的"杀"。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写："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

三、广德魂：绝命书里的家国

1937年冬天的广德，冷得能哈出白气。饶国华的第145师刚到这里，就遇上了日军的精锐部队。这支川军连像样的棉衣都没有，有的士兵还穿着草鞋，冻得脚趾发紫，却硬是在城外的竹林里挖了战壕。

饶国华是资阳人，家里是佃农，小时候放过牛，知道百姓的苦。他常对士兵说："咱穿军装，不是为了欺负人，是为了护着人。"出川前，他把家里的田产卖了，换成粮食给部队，妻子哭着说"家里就这点念想了"，他摸着妻子的头："国没了，家还能有啥念想？"

日军的飞机炸了三天三夜，竹林被炸成了秃桩。饶国华的士兵们躲在战壕里，用步枪打飞机——子弹打在机身上，像敲锣一样响；用手榴弹炸坦克——抱着炸药包往坦克底下钻，往往没靠近就被炸飞。有个叫李狗剩的士兵，被炮弹片划伤了胳膊，鲜血染红了半边军装，却咬着牙往枪里压子弹："俺爹说了，四川人不怕疼。"

打到第五天，全师只剩下不到三百人。饶国华躲在一间破庙里，给蒋介石写绝命书。油灯下，他的手冻得发抖，字却写得格外有力："职部官兵均已殉国，职不忍苟活，现决心与城共存亡。望我全军将士，继续杀敌，勿以职为念。"

写完信，他对着四川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第一个头，给生他养他的老娘；第二个头，给相濡以沫的妻子；第三个头，给那块他再也回不去的土地。他掏出怀表，那是妻子送的结婚礼物，表盖里嵌着全家福，妻子抱着儿子，笑得温柔。"来生还做四川人，还打日本人。"他说完，拔出佩刀自刎，年仅43岁。

广德陷落了，但饶国华和他的士兵们，用生命拖延了日军的进攻。后来有人在破庙里发现了那封绝命书，纸页上还沾着泪痕。当地百姓把饶国华的遗体埋在山坡上，每年清明都去祭拜，说"这个四川将军，是为咱死的"。

四、雪地里的草鞋：被小瞧的"双枪军"

川军刚出川时，有个不雅的外号——"双枪军"。意思是他们除了步枪，还带着烟枪，打起仗来抽几口烟，看起来吊儿郎当。阎锡山就是因为这个，死活不愿意接纳他们，在会上拍着桌子骂："这样的兵能打仗？纯属浪费粮食！"

可在山西的雪地里，人们才看清川军的真面目。邓锡侯的部队穿着单衣，踏着草鞋，在忻口和日军血战。士兵们把烟枪扔了，说"要烟枪没用，要鬼子的命才有用"；他们把稻草塞进草鞋，说"脚暖了，心就热了"；他们甚至把棉衣让给伤员，自己冻得嘴唇发紫，却依旧冲锋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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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狗蛋是营山人，出发时娘给了他一块腊肉，用油纸包着，说"饿了就啃一口"。在忻口的战壕里，他把腊肉分给战友，刺刀削腊肉的"沙沙"声，在炮声里格外清晰。日军的坦克冲过来时，他看见班长抱着炸药包冲上去，棉衣被气浪掀得像面红旗，他也跟着冲，腿被弹片划伤了，流着血还往前跑，直到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扔进日军堆里。

夜里煮雪水喝时，邓锡侯看见赵狗蛋的脚冻得肿成了馒头，草鞋上的红绸——那是他妹妹的嫁衣拆的——结着冰。老司令把自己的羊毛袜脱给他，说"咱四川人，脚暖了，就能走到胜利那天"。赵狗蛋后来牺牲在娘子关，怀里还揣着那块没吃完的腊肉，油纸包上的"川"字，被血浸得通红。

美国记者霍尔多·汉森后来在报道里改了说法："我错了。这不是最差的军队，而是最勇敢的军队。他们没有好装备，却有最好的心脏——那颗愿意为祖国跳动到最后一刻的心。"

五、死字旗：向死而生的勇气

在四川大邑的建川博物馆里，有一面特殊的旗帜。白布已经泛黄，上面绣着一个斗大的"死"字，旁边的字迹却依旧清晰："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这是1938年，四川安县的父亲王建堂给儿子王麟的礼物。当时王麟报名参军，父亲没钱买别的，就亲手绣了这面"死字旗"。他把针扎得又深又密，手指被扎出血，滴在白布上，成了个小小的红点。送儿子出发那天，老汉把旗系在儿子腰间："记住，咱四川人，死也死得有骨气。"

王麟带着这面旗，转战山西、山东、湖南，旗角被弹片划破过，被血浸透过，却始终系在腰间。1941年，在长沙会战中，他为了掩护伤员撤退，被日军包围，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清理战场时，人们在他怀里发现了这面旗，上面的"死"字被血浸得发黑，却依旧透着股狠劲。

这样的故事，在四川处处可见。有个叫刘淑芳的妇人，送三个儿子参军，给每人缝了件背心，背心上绣着"精忠报国"："你们爹死得早，娘没啥给的，就给你们这四个字"；有个叫周老汉的农民，把家里的耕牛卖了，换成子弹捐给部队，说"牛没了可以再养，国没了，啥都养不成"；甚至有个五岁的娃娃，把压岁钱塞进征兵干部手里，说"买子弹打鬼子"，硬币在桌上滚了几圈，发出清脆的响。

六、大后方的热血：不穿军装的战士

当350万川军在前线厮杀时，四川的大后方，也在为抗战拼命。重庆的兵工厂里，女工们三班倒，机器转得"嗡嗡"响，手指被轧伤了，裹块布继续干，说"多造颗子弹，前线弟兄就多份保障"；成都的粮库里，农民们推着独轮车送公粮，车辙在地上压出深深的痕，说"前线弟兄要吃饭，咱饿点没关系"。

抗战八年，四川提供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粮食。有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百姓们吃观音土充饥，却把仅有的存粮交给国家。有个叫张婆婆的老人，把家里最后一斗米捐了，说"我一把老骨头，饿几天没事，年轻人打仗不能饿肚子"，最后饿晕在粮站门口。

为了修建机场，四川出动了250万民工。他们没有机械，就用锄头挖，用扁担挑，用石碾子压。在成都太平寺机场，民工们光着脚踩在滚烫的水泥上，脚被烫得起泡，却没人叫苦。有个十二岁的娃娃，跟着爹来修机场，用小锄头刨土，汗水滴在地上，砸出小小的坑："修好了机场，飞机就能去打鬼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