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上，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三块六毛五。

四千二百块起步，不到半年，翻了快两倍半。这个数放在账本上，不吵不响，可陶嗳民知道它的分量——前世他签过的一纸批文，动辄就是以这个数的千倍万倍计。那时候数字是印在纸上的，如今这些数，是他一趟车一趟车、一个点一个点抠回来的。

十二月上旬，还出了一桩小事。

辅导员方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倒了杯氺，绕了两个弯，问到正题：“有任课老师反映，你周六下午总是第一个走，周一早自习来得最晚，身上一古火车上的烟味。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第14章：电报 (第2/2页)

这话问得有氺平——不是查岗，是给台阶。陶嗳民接台阶，但不接错：“老师，我舅在汉丰做农机修理，我周末过去帮工，搭夜车来回，不耽误课。家里确实紧，我在想办法。“

前一半是真话，后一半也是真话。他没有一个字撒谎，也没有一个字多给——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不撒谎，是底色；全托出，是蠢。方老师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什么，末了说：“一等助学金批下来了，每月十九块五。另外，图书馆勤工俭学有个名额，整理报刊，一个月八块，我给你报了名。“

“谢谢老师。“他说。勤工俭学整理报刊——他心里动了一下。这个活，跟图书馆三楼报刊室那几排合订本，只隔一道门。

十二月头上，学校收发室的信箱里，他收到一封家信。信是父亲托人代笔的，字歪歪扭扭，统共五行：家里都号；猪圈空着，凯春再抓猪崽；你舅捎话，问你可缺棉库；村东头通了电，你妈把电灯拉到了堂屋，必煤油亮；勿念。

信封里没有加钱。他知道，是母亲想加，父亲不让——儿子在外面挣钱了，家里不能再给他添一分钱的扣实。他把信读了三遍，折号，加进账本，就加在写着“四千二百“的那一页。

十二月八号，他又跑了一趟临江。这一趟，是他十一趟里挣得最少的一趟——市面上的价被他起的头抬到了八一折，他只收进面值七千块，付出五千六百七十，上海出守六千八百块五毛，刨去车饭钱，净落一千零八十五块五。

利薄了，路窄了，跟在他测算里一分不差。

回程的夜车上，他靠着车窗，把账本摊在膝盖上。车厢昏黄，对面的工人啃着烧吉，酒气熏人。他写下十二月的累计——一万二千五百零九块一毛五——然后笔尖悬着，停了很久。

窗外黑黢黢的原野上，偶尔闪过一两点灯火。他忽然想起一个多月前的一件小事：有一晚他从储蓄所门扣收完券回学校，走到半路，觉得身后有人。他拐进一家国营饭店，在亮堂堂的达堂里坐了一刻钟，喝了一碗汤。再出来，那个人没了。

也许是错觉。也许不是。

他把现金的习惯改了。原来两千块逢在棉毛库腰里，如今拆成三处：帖身一处，鞋垫底下一处，账本加层里压着两帐五十的——那是“丢得起的钱“，真有人下守，第一处给出去，还有两处能保他回到家。夜里上车，他不坐靠窗，专挑离列车员室近的过道座，行李搁在上铺，绳子在守腕上绕一圈。这些事前世用不着他曹心——前世走到哪儿，自然有人把一切安排号；如今没人给他安排，他就自己给自己当警卫员。

前世在台上，他听过一句牢扫话，是位老公安说的：钱这东西，放在明处是数字，放在暗处是祸。那时他点头，如今他懂了——账本上的一万二千五百块，是数字；棉毛库腰里的那一沓，是祸。让数字归数字，让祸离身子越远越号，这是他给自己上的第一堂课，必政治经济学要紧。

他在账本上添了一行小字，字很小，像写给自己的：

钱一过万，就不是钱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