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道行商和读书的风气太盛了，对于人头税改田亩税的抵触没有那么强烈。

话又说回来，也就是趁着现在商人地位低下，他们才敢把商税一步到位提得很高。那些商人还会感恩戴德，高商税意味着更高的地位和话语权——税可是对国家、朝廷的贡献的象征。而且高商税意味着更好的保护。

未来如果时代变了，想从税收和制度上再改一次倾向平民，恐怕受到的阻挠就不是现在这些小打小闹。

从这个层面来说，皇帝的权威能贯彻他的意志，若是遇见明君，在制度落后于时代时厉行改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将来的时代变局，真的能寄希望于一个凡人吗？特别是这个人周围围绕的臣子、师父，全是代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利益的人的情况下，未来的皇帝他真的能看到最低的尘土吗？

在城阳的好奇的询问和小莲的回答中，李咎的思路已经走到了百年以后。

那时候的大雍应该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生产力，代表着大商人大zb家利益的新兴阶级崛起。

一般历史规律，新阶级一定有新的利益追求，所以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通过建立新的统治秩序以维护、巩固自己的利益。

那时候应该没有殖民一说，李咎早在十年前就在部署地理大发现了。如果没有意外，他还能再活三十年，在他的控制下，结合大雍本来的传统文化思想特点，大雍不会输出殖民主义。既然这四十年没有输出殖民主义，以后再有人想输出，也晚了。

没有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就得有其他的来源，新阶级还要怎样满足自己的贪婪？

他们会想方设法去掉加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君主立宪，或者索性资产阶级革命……

这不是李咎想要的。

他保留了一些思考的火种，可不是为了在百年后，让大雍重复平行地球的历史发展轨迹。

如果他老死前，大雍的情况还不错，李咎觉得自己可能会留下土地政策的新法思路给后来人。

这是李咎能想到的办法之一。

列车驶入了近郊，能看到一些齐齐整整的庄园，假山池塘、仙鹤麋鹿的，多是大户人家的别院。

依靠大户人家讨生活的商贩和农户围绕着庄园起屋舍，小商品经济和副食品经济十分发达。

街道上乃至铁路边，都有忙着刨食的孩童和老人，而他们的父母一定在某个厂房或商铺里劳作。

秦王说道：“到了这里的人……几乎都脱离了土地。改税法还得给他们想个章程，这几日我正和户部几个堂官说这事。恰好姐夫就来了，少不得劳烦姐夫，一起给参详参详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