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对新政意义的宣传解释，通过官报、白话告示、乡约宣讲等方式，争取士绅和民众的理解。

对明显违法抗命者则依法惩处，但注意区别对待，争取大多数。

3. 内容上的“民生优先”：将改革重心更多向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领域倾斜。

如加大水利、荒政投入，稳定粮价；在推行实业时，更注重保护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基本生计，提供转产培训或小额信贷；在劳资关系上，敦促厂矿执行《工矿章程》，缓解矛盾。

4. 吏治上的“严惩与选贤”：严厉追究在叛乱中暴露出的贪腐、颟顸、推行新政粗暴的地方官员，撤换一大批。

同时，加大从新式学堂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以及有基层实干经验的官员中选拔人才，充实地方，改善行政效率和对新政的理解。

5. 对待反对派的“分化与吸纳”：对保守派不再一味硬顶，而是注意分化。

拉拢其中较为开明、或在地方有威望者，授予闲职或让其参与地方咨议局，将其部分纳入政策考量，减少改革阻力。

第三，是朝野共识的艰难凝聚。

叛乱的血的教训，使得朝野上下，无论是激进维新派、稳健改革派还是部分较为理性的保守派，都意识到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前提。

尽管在具体路径和速度上仍有分歧，但“必须改革”和“改革需稳妥”成为了新的最大公约数。激进派收敛了过于理想化的冒进言论，保守派中完全反对任何变革的极端声音也有所减弱。

朝廷利用这一时机，大力宣扬“和衷共济，共度时艰”，试图在“保皇”、“强国”、“安民”的旗帜下，重塑统治阶层的内部团结。

平稳过渡成，新局渐展开。

至启明六十四年，帝国终于从叛乱的震荡中基本恢复，新政在调整后的轨道上继续推进，虽然速度有所放缓，但阻力相对减小，社会情绪逐渐平复。

仁宗皇帝的权威经过此次危机的考验，更为巩固。

太上皇陈远安心退隐，不再构成任何实际的权力制衡。

一个完全由仁宗及其班底主导的、在改革节奏和策略上更趋务实稳健的“后陈远时代”或“仁宗新政中期”，正式开启。

帝国的巨轮，在经历了一场短暂而剧烈的风浪颠簸后，重新校准了航向，朝着既定的“富强”目标继续前进。

而接下来，仁宗将选择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来向国内外展示这个经过调整、重获自信的“新帝国”——派遣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进行环球航行，宣示国威，结交与国，并检验这支倾注了帝国心血与期望的远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