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愈演愈烈的政见分歧与观念碰撞，年逾古稀的太上皇陈远 并非不知。这位帝国的开创者，虽已退居西苑深处，不再每日临朝，但他那双洞察世事的眼睛，依然通过军机处 的每日简报、亲近老臣的定期奏对、乃至某些特许渠道传来的“民间声息”，密切注视着帝国的每一个动向。

他看到了儿子仁宗 的锐意进取，也看到了新生代官僚的活力与分歧，更看到了潜藏在这些争论之下的社会张力与思想激流。

陈远深知，自己已是风烛残年。

开国元勋凋零殆尽，自己便是连接那个血与火时代与眼前这繁华却也纷繁世界的最后桥梁。

他不能再像当年那样，乾纲独断，一言定鼎。

时代变了，面对铁路、电报、工厂、报馆、新学堂、乃至议会雏形，治理这个国家需要新的知识、新的思维、新的节奏。

而这些，正是年富力强的仁宗和他的新生代班底所具备的。

继续事事亲为，不仅精力不济，更可能成为阻碍变革的“旧巨石”。

然而，完全放手，他也无法安心。

赵胜临终的嘱托言犹在耳，朝堂上关于“民权”、“革命”、“立宪”的激进言论时有所闻，边疆、外交、财政的难题依旧棘手。

他需要确保帝国航船在驶向未知深水区时，舵盘依然稳固，方向不至偏斜。

于是，在启明五十九年之后，陈远开始有步骤、有章法地实施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权力布局——渐进放权，扶上马送一程，同时为自己保留最终的“刹车”与“定盘”之权。

放权的具体步骤：

1. 明确“皇帝裁夺，太上皇咨议”原则：陈远召见仁宗及军机大臣，明确宣示：“朕 年 事 已 高，精 力 不 济。

嗣 后 日 常 政 务，一 应 由 皇 帝 裁 决，军 机 处、内 阁 照 常 办 理。

非 涉 及 祖 宗 根 本 法 度、重 大 军 国 要 务，不 必 事 事 奏 闻。

朕 居 西 苑，可 作 为 咨 议，皇 帝 有 疑 难，可 随 时 前 来 商 议，朕 知 无 不 言。”

这实际上将日常行政权完全交给了仁宗。

2. 调整军机处与顾问班子：陈远逐步减少了对自己直接负责的“内廷”参谋班子的使用，鼓励仁宗建立自己的决策信息网络和顾问团队。

同时，默许仁宗对军机处人员进行符合其施政思路的微调，逐步换上年富力强、更贴近新政的官员，但保留了少数德高望重、能够沟通新旧的老臣作为“稳定器”。

3. 减少公开活动与表态：陈远深居简出，除了重大典礼（祭天、祭祖）和极少数接见（如重要藩属使节、功勋老臣），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对朝堂上的具体争议（如预算分配、人事任免、法律修订细节），通常不直接表态，避免自己的倾向影响决策或引发派系借其名目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