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因其直观性、群众性，在社会批判方面有时比小说更为大胆。

1. “时装新戏”与“时事新戏”：京剧及地方戏中，出现了直接取材于近期社会新闻或外国故事的“时装新戏”。

如上海京剧舞台曾上演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揭露官场黑暗、司法不公，引起巨大轰动。

甚至有戏班尝试排演反映女工遭遇 或戒除鸦片 的新戏。虽然艺术上粗糙，但社会反响强烈。

2. 传统剧目的新解读：在对《琵琶记》（赵五娘）、《白兔记》（李三娘）等传统伦理剧的演绎中，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艺人开始侧重表现女主角承受的苦难，激发观众对“节孝”观念本身的同情与质疑。

在《梁祝》、《红楼梦》改编戏中，反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的主题被进一步强化和渲染。

3. 地方戏的“泼辣”批判：许多地方戏，如梆子戏、花鼓戏，本就扎根民间，语言俚俗，敢于表现大胆的情爱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有些戏中，甚至有借丑角之口，插科打诨，讥刺时政、嘲讽贪官污吏的情节，虽隐晦，但台下观众心领神会，拍手称快。

文学批评与理论探讨的萌芽：

随着小说戏曲的繁荣和批判意识的增强，专门的文学评论也开始出现。

在一些文人的笔记、序跋，以及新兴的报刊副刊 上，出现了探讨小说社会功能、艺术价值的文章。

受梁超等人“小说界革命”主张的影响，有评论家提出小说不应仅为“闲书”，而应成为“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利器，强调其揭露黑暗、唤醒民众的作用。

对《水浒》、《红楼梦》等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也开始出现，肯定其反抗精神与悲剧价值。

现实主义风，批判旧礼教。

文学领域兴起的这股现实主义与批判思潮，是“启明”社会内部矛盾激化、新旧观念碰撞在文化领域的直接反映。

它不再满足于风花雪月或因果报应，而是试图直面社会的脓疮、解剖礼教的虚伪、为被压迫者发声。

尽管这些作品大多仍披着传统的外衣，批判也往往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缺乏更深层的制度性分析，且受众主要限于城市识字阶层，但其启蒙意义不容小觑。

它们如同投入一潭静水的石子，激起了关于家庭、婚姻、科举、官场乃至社会正义的广泛讨论，动摇了许多读者心中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旧观念。

这股文学思潮，与正在知识界酝酿的、更为系统的思想启蒙运动 相互激荡，共同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思想论战与社会变革，铺垫了舆论基础，准备了批判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