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特别讨厌那些华而不实的人，就给吏部尚书卢毓下诏书说：“选拔人才可别光看名气，名气这东西就跟在地上画个饼似的，看着好看，可吃不了啊。”卢毓回答说：“名气虽然不能招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奇才，但能发现一般的优秀人才。一般的优秀人才敬畏教化，向往善良，所以才会有名气，这不是该讨厌的事儿。我既然没本事识别那些奇才，而且主管部门又以依照名声、按常规选拔为职责，那只能想办法在他们被选拔之后考察验证他们。以前，先让官员陈述自己的想法，再通过实际工作来考察他们的能力；现在考核政绩的办法没了，只靠别人的诋毁或赞誉来决定官员的升降，所以真假好坏都混在一起，虚实难辨。”皇帝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核官员的办法。刘邵就搞出了《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还写了一篇《说略》，皇帝把这些内容下发给百官，让大家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按照《周官》里的考核办法，内容已经很完备了。但从周康王之后，国家就逐渐衰落这，说明考核办法能不能有效施行，关键还是得看执行的人。到汉朝末年，出问题难道是因为官员职责规定得不够细致吗？现在军队情况复杂，有时候人数众多，有时候又突然减少，增减没个规律，本来就很难统一标准。这就好比网眼太多不好张开，抓住纲绳就行；毛发乱了不好整理，提起衣领就好。皋陶在虞舜手下当官，伊尹辅佐商汤，那些不仁的人就都远离了。要是大臣们都能尽职尽责，给下面的官员做个好榜样，那谁还敢不严肃认真工作，哪还需要专门的考核办法呢！”

黄门侍郎杜恕说：“通过实际工作来考察官员，多次考核后决定升降，这确实是帝王治理国家的好制度。但历经六个朝代，考核政绩的办法都没能明确下来，经过七位圣君，考核的具体条文也没流传下来，我觉得这办法大致框架可以参考，但详细的内容很难完全制定出来。俗话说‘世上有捣乱的人，没有混乱的法’，要是只靠制度就行，那唐尧、虞舜就不需要稷、契这样的辅佐，商、周也不用看重伊尹、吕尚这样的人才了。现在提议考核官员的人，陈述的都是周、汉时期的做法，参照京房考核的本意，可以说已经点明了考核的关键。但对于推崇谦让的风气，实现良好的治理，我觉得还不够完善。要是让州郡考核士人，必须从品德、才能等四个方面考察，都要有实际成效，然后再举荐，经过试用后被公府征召，成为地方长官，再根据功绩依次升迁为郡守，有的可以增加俸禄、赏赐爵位，这是考核中最要紧的事。我觉得就应该让提出建议的人地位提升，采纳他们的建议，让他们详细制定考核州郡的办法，办法制定好就施行，设立一定要兑现的奖赏，实施一定要执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和朝廷内部的大臣，也都应该根据他们的职责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朝廷内部的大臣，进谏忠言、弥补皇帝过失，大臣们做的好事坏事，没有不记录的。而且天下这么大，事务这么繁杂，一个人的智慧确实没办法全都顾及到；所以君主就像脑袋，大臣就像四肢，表明大家是一体的，互相配合才能成事。所以古人说，修建廊庙的木材，不是一根树枝就能行的；帝王的大业，也不是一个人的谋略就能完成的。这么说来，哪有大臣只守着职责、应付考核，就能让国家繁荣和谐的呢！要是大臣们只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没有被罢官的风险，而尽忠职守的人却被怀疑，公正的原则得不到推行，私下的议论却大行其道，就算让孔子来考核，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才能都发挥出来，更何况是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立官职、均衡职责，管理百姓和万物，这是治国的根本。按照名声考察实际表现，纠正并激励大家遵循既定的规范，这是细枝末节。根本的纲领还没抓住，就先去制定细枝末节的程序；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没重视，却先搞考核，这样恐怕没办法分辨贤能和愚蠢，也弄不清事情的是非曲直。”大家讨论了好久，也没得出结论，这事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臣司马光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莫过于用人，而识别人才的方法，连圣贤都觉得困难。所以要是只通过别人的诋毁或赞誉来了解人，就会出现因为个人爱憎而竞相进言，善恶好坏混淆不清的情况；要是只考察功绩，就会巧诈横生，真假难分。关键在于，用人的根本在于做到极度公正、极度明察。作为上级，要是能做到极度公正、极度明察，那么下属有没有能力，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根本没地方藏。要是做不到公正明察，那考核的办法，只会成为偏私欺诈的工具。为啥这么说呢？公正明察，靠的是内心；功绩，只是外在表现。自己内心都不能公正明察，却想通过考察别人的外在表现来了解人，这不是很难吗！作为上级，要是真能做到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喜怒好恶而扰乱心志，想要了解研究经学的人，就看他知识是否渊博，讲解是否精通，这样就是善于研究经学的人；想要了解审理案件的人，就看他是否能洞察案件的真假，没有冤屈错判，这样就是善于审理案件的人；想要了解管理财政的人，就看他管理的仓库是否充盈，百姓是否富足，这样就是善于管理财政的人；想要了解带兵打仗的人，就看他是否能打胜仗，让敌人畏惧服从，这样就是善于带兵打仗的人。对于其他百官，也都是这个道理。虽然要向别人询问意见，但最终决策还是在自己；虽然要考察外在表现，但更要用心去观察，仔细研究核实实际情况，斟酌是否合适，这其中的道理极其精细微妙，没办法用语言表达清楚，也没办法用文字完全记录下来，怎么能提前制定好一套方法，然后全都交给有关部门去办呢！要是皇亲国戚、权贵之人没能力却能任职，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贤才却被埋没；自己喜欢、欣赏的人即使把事情办砸了也不撤职，自己厌恶、生气的人即使有功劳也不录用，向别人询问意见，结果毁誉参半无法决断；考察外在表现，只看表面文章而不看实际情况。就算制定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再多的条目，把文书记录做得再严谨，又怎么能得到真实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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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君主治理天下，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朝廷内外的官员成千上万，考察升降，怎么能不交给有关部门，而要君主亲自做呢？回答是：不是这个意思。凡是做上级的，不只是君主。太守是一郡的长官，刺史是一州的长官，九卿是下属官员的上级，三公是百官的上级，都可以用这个道理去考察升降下面的人，君主也用这个道理去考察升降公卿、刺史、太守，这有什么麻烦劳累的呢！有人说：考核政绩的办法，是唐尧、虞舜就制定的，京房、刘邵只是阐述并完善了它，怎么能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时的官员，任职时间长，职责专一，法律宽松，要求长远。所以鲧治水，九年没有成效，才治他的罪；禹治水，让九州统一，四方之地都能安居，才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些琐碎的事情，要求短时间就出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义相同但实际不同的，不能不仔细分辨。考核政绩不是在唐尧、虞舜时能用，在汉、魏就不能用，而是京房、刘邵没抓住根本，只注重细枝末节的缘故。

当初，右仆射卫臻负责选拔人才，中护军蒋济给卫臻写信说：“汉高祖把逃亡的俘虏拜为上将，周武王提拔渔夫做太师，平民百姓、奴仆都能登上王公之位，何必非得遵循常规，先考察后任用呢！”卫臻说：“不是这样。你想把牧野之战时的用人方法和成王、康王时相提并论，把刘邦斩白蛇起义时的用人方式和文帝、景帝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