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己酉年)
春天,蜀汉诸葛亮派部将陈戒去攻打武都、阴平这两个郡,雍州刺史郭淮带兵去救援。诸葛亮亲自出兵到建威,郭淮就退兵了,诸葛亮顺利拿下这两个郡后回师。蜀汉后主刘禅再次下诏,任命诸葛亮为丞相。
夏天四月丙申日,吴王孙权正式称帝,实行大赦,改年号为黄龙。百官都来朝会,吴王把功劳归给周瑜。绥远将军张昭拿着笏板,正准备夸赞孙权的功德,还没开口,吴王就说:“要是按张公您以前的计策,我现在都得当乞丐讨饭吃了。”张昭听了超级惭愧,趴在地上,汗流浃背。
吴王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任命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太子右弼,顾谭为辅正都尉,陈表为翼正都尉,谢景、范慎、羊衜等人都作为太子的宾客,这时候东宫号称人才济济。太子让侍中胡综写了篇《宾友目》,里面说:“才华出众,远超常人的,是诸葛恪;精准洞察时机,能探究幽深微妙之事的,是顾谭;善于言辞,能解开疑惑的,是谢景;钻研学问,辨析精微,可与子游、子夏相比的,是范慎。”羊衜私下反驳胡综说:“诸葛恪有才但粗心,顾谭精明但固执,谢景善辩但浮夸,范慎深沉但狭隘。”羊衜最后因为这话被诸葛恪等人厌恶,后来这四个人果然都倒台了,就像羊衜说的那样。
吴王派人带着吴、汉两国并尊二帝的提议去告诉蜀汉。蜀汉有人觉得和东吴结交没好处,而且名分和体制不顺,应该彰显正义,和东吴断绝联盟。丞相诸葛亮说:“孙权有篡位称帝的心思已经很久了,我们国家之所以忽略他这叛逆的行为,是想得到他作为犄角之势的援助。现在要是公开和他断绝关系,他必定对我们恨之入骨,我们就得调兵去东边防守,和他对抗,直到吞并他的土地,才能再去图谋中原。但东吴那边贤能的人才还很多,将相之间也和睦,不是一下子就能平定的。如果我们和东吴对峙,干等着双方军队老化,那正中北方曹魏的下怀,这可不是好办法。以前汉文帝对匈奴言辞谦卑,先帝刘备和东吴友好结盟,都是顺应形势,通权达变,深谋远虑,为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一时意气用事。现在议论的人都觉得我们和东吴、曹魏成三足鼎立之势,不能齐心协力,而且认为孙权已经满足于现状,没有进占中原的想法,这么推断,看似有理,实则不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力量和曹魏相比并不占优,所以只能凭借长江天险自保。孙权没办法越过长江,就像曹魏没办法渡过汉水一样,不是他们力量有余却不想占便宜,而是实在力不从心。要是我们大军前去讨伐曹魏,孙权往好里打算,会想着瓜分曹魏土地为以后做打算;往差里说,也会掳掠百姓,扩张领土,在国内展示武力,不会坐视不管。要是他按兵不动和我们保持和睦,那我们北伐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东边有后顾之忧,曹魏在黄河以南的军队也不能全部调到西边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好处可太大了。所以孙权篡位的罪名,先不宜公开指责。”于是,蜀汉派卫尉陈震出使东吴,祝贺孙权称帝。吴王和蜀汉结盟,约定平分天下,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东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汉,司州的土地,以函谷关为界划分。
张昭因为年老多病,上交了官位和所统领的事务,吴王改封他为辅吴将军,地位仅次于三公,改封娄侯,食邑一万户。张昭每次上朝拜见吴王,言辞气势都很激昂,一脸正义,曾经因为直言进谏违背了吴王的旨意,中间有段时间没被允许上朝觐见。后来蜀汉使者来了,夸赞蜀汉的德行美好,东吴群臣没人能驳倒他,吴王感叹说:“要是张公在这儿,那使者要么被折服,要么就没话说了,哪还能在这里自夸呢!”第二天,吴王派宫中使者去慰问张昭,顺便请他进宫相见,张昭离开座位谢罪,吴王赶紧跪着制止他。张昭坐定后,抬头说:“以前太后和桓王不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我一心想着尽臣子的本分,报答深厚的恩情,只是我见识短浅,违背了陛下的旨意。但我一心为国,只想忠心耿耿,为国家奉献一切。要是让我改变想法,去贪图荣华,讨好别人,这我可做不到!”吴王连忙向他道歉。
元城哀王曹礼去世。
六月癸卯日,繁阳王曹穆去世。
戊申日,魏明帝追尊高祖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秋天七月,魏明帝下诏说:“按照礼法,如果王后没有子嗣,就挑选旁支的儿子来继承大宗,这样的话,就应当继承正统,奉行公义,怎么能再顾及自己的亲生父母呢!汉宣帝继承汉昭帝之后,给生父悼考加上皇号;汉哀帝凭借外藩的身份被拥立,董宏等人却引用秦朝灭亡的例子,迷惑误导当时的朝廷,不仅尊奉恭皇,还在京都建立宗庙,又抬高藩王的妾室,让她们和长信宫的太后相比,在前殿排列昭穆次序,在东宫设置四个太后的位置,僭越违礼没有限度,人神都不保佑,还怪罪师丹忠诚正直的劝谏,最终导致丁氏、傅氏被灭族的大祸。从那以后,这种事接连发生。以前鲁文公颠倒祭祀顺序,罪过在于夏父;宋国行事不合制度,华元遭到讥讽。现在命令公卿和有关部门,要以过去这些事为深刻教训,如果后代万一有以诸侯身份继承皇位的,就应当明白作为后嗣的大义;要是有人敢用谄媚的言辞误导当时的君主,胡乱建立不正当的名号来干扰正统,称生父为皇,称生母为后,那辅佐大臣要毫不留情地诛杀他。把这些内容写在金册上,藏在宗庙里,记录在国家法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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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是三国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里,蜀汉、东吴、曹魏三方势力围绕领土争夺、皇权确立与外交博弈展开了一系列关键行动,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谋、外交与人性的多重启示。
蜀汉的战略收缩与局部拓展:诸葛亮的务实选择
军事上的有限胜利
春季,诸葛亮派遣将领陈戒进攻武都、阴平二郡,面对曹魏雍州刺史郭淮的救援,诸葛亮亲率大军进逼建威,迫使郭淮退兵,成功收复二郡。这一胜利虽未从根本上改变蜀汉与曹魏的实力差距,却为蜀汉带来了实际利益:一方面拓展了领土,增强了边境防御纵深;另一方面提振了国内士气,诸葛亮也因此恢复丞相之位,巩固了权力基础。
外交决策的深层考量
同年,孙权称帝后提出“并尊二帝”的提议,蜀汉内部多数人主张“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认为与僭逆者结盟有损正统之名。但诸葛亮力排众议,提出了极具战略眼光的外交思路:
现实利益优先:承认孙权称帝虽违背“正统”观念,却能换取东线稳定,避免两线作战,为北伐曹魏创造条件。
实力评估清醒:诸葛亮指出东吴“贤才尚多,将相辑穆”,短期内无法吞并,若强行决裂,只会让曹魏坐收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