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董卓的专权，士大夫群体呈现出三种选择，预示着乱世中的生存逻辑：

蔡邕的妥协：这位因避祸流亡十二年的大儒，在董卓“我能族人”的威胁下应命，三日之内“周历三台”。他的选择折射出多数士人的无奈——在暴力胁迫下，“保全自身”往往压倒“坚守气节”。董卓对他的“敬重”，并非认同其才学，而是利用其名望装点门面，这种“合作”注定脆弱。

袁绍的反抗与逃离：袁绍“引佩刀横揖径出”，看似刚烈，实则是无力抗衡下的避祸。他逃奔冀州后，凭借“四世三公”的家族声望号召天下，代表着地方士族对中央强权的反抗。这种反抗虽暂时无力撼动董卓，却为“群雄讨董”埋下伏笔。

卢植的隐退：卢植因反对废立被免官后“逃隐上谷”，代表着不愿妥协也无力反抗者的选择。他的离去象征着传统士大夫与中央政权的决裂——当朝廷沦为军阀工具，“归隐”便成了保持气节的最后方式。

这三种选择，勾勒出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困境：妥协者或被利用，反抗者需付代价，隐退者则意味着放弃社会责任，无论选哪条路，都难逃亡乱的裹挟。

权力巩固的虚伪：拉拢与高压并举

董卓并非一味施暴，也懂得用“政治手段”巩固权力：

平反党锢：“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此举旨在拉拢士大夫群体（尤其是与党锢相关的家族），洗刷自身“逆臣”形象。但这种“平反”出自权臣之手，而非朝廷共识，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

封官许愿：任命刘虞为大司马、杨彪为司空、黄琬为司徒，看似延续旧制，实则是用高官厚禄收买人心。这些官员虽身居高位，却无实权，沦为董卓操控的傀儡。

填补权力真空：“除公卿以下子弟为郎，以补宦官之职”，既是重建宫廷秩序，也是将士族子弟纳入监控范围，防止宦官集团覆灭后的权力真空被他人利用。

这些手段虽暂时稳定了局面，却无法掩盖“武力夺权”的本质。当董卓同时进行“平反党锢”与“鸩杀太后”时，其行为的矛盾性已暴露无遗：他试图用传统规则包装强权，却又不断破坏规则，这种撕裂只会加剧社会的不信任。

结语：从“汉廷”到“军政府”的质变

这段历史的核心是“质变”——董卓的废立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而是统治逻辑的彻底改变：

权力来源从“宗法传承”变为“武力征服”；

统治基础从“士大夫共识”变为“军阀威权”；

社会秩序从“礼法约束”变为“暴力威慑”。

蔡邕的“三日周历三台”、袁绍的“横揖而出”、卢植的“逃隐上谷”，都是这场质变中的个体反应。而董卓对陈蕃、窦武的平反，更像是一种讽刺：党锢之祸中士大夫们用生命扞卫的原则，最终由一个军阀用强权“实现”，这本身就宣告了传统政治的破产。

从这一刻起，“汉”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符号，真正的游戏规则已变为“谁的兵多，谁的话就有理”。接下来的“群雄讨董”与三国分裂，不过是这场质变的自然结果——当强权突破了所有底线，天下只会陷入“以暴制暴”的循环，直到新的秩序在废墟上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