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废后陈氏，心尚未死，暗思老母做出这般歹事，尚能巧计安排，不致获汉武帝的谴责，自己倘能得人周旋，或者还可以挽回汉武帝的心意，亦未可知，犹记从前在中宫时，曾经听闻汉武帝刘彻称赞相如，因此不惜重金，买得一赋，命宫人日日传诵，冀为汉武帝所闻，感动旧念。哪知此事与乃母不同，乃母所为，无人作梗，自己有一卫氏在内，做了生死的对头，怎肯令汉武帝再收废后？所以“长门赋”虽是佳文，却挽不转汉皇恩意，不过陈氏的饮食服用，总由有司按时拨给，终身无亏。到了窦太主死后，陈氏愈加悲郁，不久亦即病死了。收束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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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分两头，且说陈废后巫盅一案，本来不至株连多人，因有侍御史张汤参入治狱，主张严酷，所以锻炼周纳，连坐至三百余名。
张汤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人。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有一次父亲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官为长安吏，任职了很久。
周阳侯田胜在任职九卿时，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张汤一心帮助他。他在释放后被封为侯，与张汤交情极深，引见张汤遍见各位贵族。张汤担任给事内史，为宁成掾，因为办事无误，又被推荐给丞相，调任为茂陵尉，在陵中处理事务。
当时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征召张汤为丞相史，又将其推荐给汉武帝，汉武帝让其补任为御史（《汉书》作侍御史），令他处理诉讼。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因此，汉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不久，赵禹迁升为中尉，调任为少府，而张汤也升为廷尉，两人关系密切，张汤象对兄长一样对待赵禹。赵禹为人廉洁孤傲，自从任官以来，舍第中从未有食客。公卿相继邀请赵禹，赵禹却从不回报，其用心在于杜绝知交、亲友及宾客的邀请，以便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收到法律判决文书都予以通过，也不复查，以便掌握官属们过错。张汤为人多狡诈，玩弄智谋驾驭他人。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当时汉武帝刘彻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欲图附会古人之义，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上奏的疑难案件，一定预先为汉武帝区别断案的原委，汉武帝肯定的，便着为谳决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汉武帝的英明。奏事受到斥责，张汤便向汉武帝拜谢，他还揣摩汉武帝刘彻的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言论，说：“他们本来曾为臣提出来建议，如果圣上责备臣，认为臣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臣下愚昧，只及于此。”
春秋一学要属董仲舒最为深学，汉武帝即位的时候，让董仲舒出任江都王刘非之相。汉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来又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江都王相之职却被罢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从事教学活动，又教了《公羊春秋》。
而张汤因为洞察汉武帝心意，因此错误常被原谅、有时向汉武帝奏事，受到称赞，张汤便说：“臣下并不懂得这样向陛下进奏，而是某个廷尉正、监或掾史写的奏章。”他欲推荐某人，常常这样表扬此人的优点，遮掩缺点。他断决的罪犯，若是汉武帝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汉武帝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所断决的罪犯，若是豪强，定要运用法令予以诋毁治罪。若是贫弱的下等平民，则当即向汉武帝口头报告。虽然仍用法令条文治罪，汉武帝的裁决，却往往如张汤所说。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
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拜见各位公卿大师，更是不避寒暑。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却由于他的这种作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而那些严酷的官吏象爪牙一样为他所用者，也依附于有文才学问的人。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他的优点。
先是菑川人公孙弘，与董仲舒当时在建元六年同时被征，选为博士。汉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汉武帝的心意，汉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依旧回到家乡。
公孙弘赋闲在家的数年内，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因威胁到贵族的利益而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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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汉武帝刘彻又多次下诏要求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
在元光五年（前130年）八月的举贤诏下发之后，菑川国再一次推荐公孙弘赴京，公孙弘推辞说：“我曾经西入函谷关应天子之命，因为无才能而被罢官回家。希望大家推选别人吧！”因为公孙弘学习《公羊》在郡国已小有名声，又曾恭谦谨慎的孝顺后母，在后母去世后更为之守孝三年。
故而菑川国国人一意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再次入京。（《汉书·武帝纪》言元光元年五月公孙弘出”）
公孙弘来到长安后，在太常官所待命。武帝向众贤良发下制书策问天人之道。
公孙弘在对策中强调天子须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并提出“凭才干任官职，不听无用的意见，不制造无用的器物，不夺民时妨碍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犯罪者受到相应惩罚，贤良者得到相应奖赏”这八条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又以“和”解释上古治世，言“仁”、“义”、“礼”、“智”为治国之道不可废弛。最后以应“顺应天道”才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作为对策结尾。
太常遍阅一百余位贤良的对策之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便在向武帝上奏众贤良对策成绩时将公孙弘列为下等。疏文呈上，武帝看过之后却将公孙弘之文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武帝见公孙弘虽年迈却一表人才，便再一次拜公孙弘为博士。令其在金马门待诏。
待诏金马门后，公孙弘自动向武帝上疏，言当朝因“吏邪”而至“民薄”，又使“邪吏”行“政弊”、用“倦令”治“薄民”，以致百姓不得教化，故而天子虽在先圣的位置却不如先圣时期的治世。并盛赞周公旦辅佐成王治化之功，而周公时期的治世也是当今天子的志向所在。
汉武帝看后作册书，于是问公孙弘道：“先生您称颂周公之治，您觉得自己的才能比之周公谁更为优秀呢？”
公孙弘回答说：“我见识浅薄，才能岂敢与周公相比！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行治世之道是可以达到先圣时期的大治的。虎豹马牛，都是禽兽中不容易制服的，然而待到它们被驯服，却可以对人唯命是从。我听说匠人烘曲直木不过需要数日时间，销熔金石亦只有数月，而人对于利害好恶的认知，又岂是禽兽木石所能比的？教化经年才有变化，我私下认为还是有点慢了。”汉武帝听后为公孙弘所说的话感到诧异。
自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以来，凿山开道一千余里，发巴、蜀、广三地戍卒数万人转运粮饷，二年后，花费巨万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没有修成，而往来间死亡的戍卒却为数不少。
而西南夷又数次举兵反汉，巴蜀之地困苦，汉武帝为此深感忧患。不久，公孙弘便被派遣至西南夷视察。公孙弘回朝后极力反对通西南夷之策，称此举对汉朝没有益处。而汉武帝刘彻却并不认同。
每次朝会发起议论，公孙弘都让汉武帝刘彻自己做抉择，从不驳斥争论。于是，汉武帝刘彻暗自观察公孙弘，发现其品行敦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吏事，又能以儒术缘饰文法，汉武帝因此非常高兴。元光六年（前134年），即擢升公孙弘为左内史，治理京畿。
公孙弘见张汤方得汉武帝之宠信任用，于是屡次前往拜访，与通声气。又因主爵都尉汲黯，为汉武帝所敬礼，亦特意与其结交。
汲黯籍隶濮阳，他的祖先曾受古卫国国君恩宠。到他已是第七代，代代都在朝中荣任卿、大夫之职。靠父亲保举，汉景帝时汲黯当了太子洗马，因为人严正而被人敬畏。汉景帝死后，太子刘彻继位，任命他做谒者之官。
东越的闽越人和瓯越人发生攻战，汉武帝刘彻派遣汲黯前往视察。他未到达东越，行至吴县便折返而归，禀报说：“东越人相攻，是当地民俗本来就如此好斗，不值得烦劳天子的使臣去过问。”
河内郡发生了火灾，绵延烧及一千余户人家，汉武帝刘彻又派汲黯去视察。他回来报告说：“那里普通人家不慎失火，由于住房密集，火势便蔓延开去，不必多忧。我路过河南郡时，眼见当地贫民饱受水旱灾害之苦，灾民多达万余家，有的竟至于父子相食，我就趁便凭所持的符节，下令发放了河南郡官仓的储粮，赈济当地灾民。现在我请求缴还符节，承受假传圣旨的罪责。”
汉武帝刘彻听后，认为汲黯为人贤良，于是免他无罪，调任为荥阳县令。汲黯认为当县令耻辱，便称病辞官还乡。汉武帝刘彻闻讯，召汲黯回朝任中大夫。由于屡次向汉武帝刘彻直言力谏，他仍不得久留朝中，被外放当了东海郡太守。
汲黯崇尚道家学说，治理官府和处理民事，喜好清静少事，把事情都交付自己挑选的得力郡丞和书吏去办。他治理郡务，不过是督查下属按大原则行事罢了，并不苛求小节。他体弱多病，经常躺在卧室内休息不出门。一年多的时间，东海郡便十分清明太平，人们都称赞他。汉武帝得知后，召汲黯回京任主爵都尉，比照九卿的待遇。他为政力求无为而治，弘其大要而不拘守法令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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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黯与人相处很傲慢，不讲究礼数，当面顶撞人，容不得别人的过错。与自己心性相投的，他就亲近友善；与自己合不来的，就不耐烦相见，士人也因此不愿依附他。但是汲黯好学，又好仗义行侠，很注重志气节操。他平日居家，品行美好纯正；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