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手指虚点：“你这小子，狡猾的很哪。”

“狡猾”一词并无贬义，犹若苏轼读王安石之《桂枝香.金陵怀古》词乃言“此老乃野狐精也”，即是说这词写得思力过人，变幻百出，堪称仙品。因为狐狸成精化仙的传说，在唐宋时已在民间广为流传，一般都认为狐仙聪明机智，最善变化，人民往往奉以为神。

王棣话未尽意，苏辙自是明了。政令不出朝之根由在党争，朝中派系林立，朝工结党营私，每有党同伐异之举。只要不是己方阵营推出的政务便一概反对，且拿出当初寒窗苦读的狠劲挑刺，引经据典大肆诋毁诽谤，舍得一身剐敢把……政敌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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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之病，已入膏肓，症结只四个字：党争误国。

宋朝党争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庆历新政，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斗。仁宗找改革派们询问，但是那个才华横溢却情商不高的欧阳修居然抛出了一篇让仁宗震掉下巴的文章——《朋党论》：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2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

欧阳修主张不需要避讳结党，而且要把君子们都结成同党。这样就吓坏了仁宗，好人坏人又没有标准，谁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官僚集团都铁板一块了，那天子岂不是很危险？在改革不利的情况下，又出现这个导火索，仁宗把改革派纷纷外派出去，庆历新政以失败结束。

改革派和反对派，在庆历新政中开始慢慢的抱团，结成阵营相互对抗，并且在神宗熙宁变法的时候推向了大爆发。

在熙宁变法以前，皇帝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天子是一个平衡者和裁决者，后来神宗与少数的改革派王安石结盟，第一次形成了皇帝少数改革派与官僚集团的对抗体系，这个时候双方斗争激烈，产生了巨大的裂缝，朝政动荡，社会撕裂。

苏辙身居高位，自是再清楚不过，却也改变不了现状。毕竟，他自己也深陷党争漩涡难以自拔。

默然良久，他方轻声说道：“官家很重视今科贡举，或许……会有变数。有些话出得你口入得我耳，再勿语人。”

顿了顿，他又慢慢的说道：“省试放榜尚有数日，你们不妨出城踏春赏景。年青人嘛，当活得惬意些。嗯，叫上过儿、迟儿和……静嘉，还有三娘和四娘。”

末了，又补了一句：“人多热闹些……太平兴国寺不错，就是稍远了些，开宝寺和繁塔尽可以一游，你们商量着办吧。”

王棣自是欣然应允，暗想苏氏兄弟相亲，性情却大不相同，这番话若是换了苏轼来说，必然是言简意赅，到了苏辙这，却是“啰哩啰嗦”了。

苏轼与苏辙有很多相近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相反之处。苏轼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苏辙却冲和淡泊，老成持重。这种区别，在他们少年时代已表现得很明显。苏轼